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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八一建军节
向永垂不朽的先烈致敬
一口气读完萨苏
血染飞狐口
01
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先头车似乎在谨慎地做搜索前进。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
朝霞之下任遥望，
起伏无比几山河，
吾人精锐军威壮，
盟邦众庶皆康宁，
满载光荣啊，关东军。
懂些日语的赵刚脸色倏变，轻声道：“这是关东军军歌，老李，情况有变，这不是日本驻山西的部队，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兵力有两个中队，和咱们的兵力对比差不多是一比一，干不干？”
李云龙注视着开近的车队，牙一咬发狠道：“狭路相逢勇者胜，干！敌人把胸脯送到咱们的刺刀尖前，咋能把刺刀缩回来？”
李云龙一挥手，和尚拉响了预先埋好的地雷。“轰”的一声，第一辆车被炸得粉碎，汽车的碎片、日军士兵破碎的肢体纷纷扬扬从天上落下，几乎全落在潜伏战士身
上。路边的枯草在一瞬间被掀开，一排排雪亮的刺刀出现了。部队潮水般冲上公路，顷刻间，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群和身穿灰色军装的人群便绞做一团。
——《亮剑》第三章，野狼峪伏击战
野狼峪伏击战，是《亮剑》一书精华中的精华，都梁先生的笔下，中日两军最骁勇的战士在晋北的峡谷中狭路相逢，演绎出一场东方战争史中最传统的殊死搏杀。
我知道，在晋北的大地上，的确有过这样一次你死我活的血战。只是，这个地方不叫野狼峪，它的名字叫做——飞狐口。参战的部队，却比李云龙的独立团硬气得多——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一半以上的人员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底子。
“去年有个节目讲过这一仗，记得最后说这一仗打完，王震旅长哈哈大笑，说终于把敌人消灭了。”左凌大姐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一仗打赢了，可王旅长根本就没有笑。”
红军一共就改编了十二个团，这一仗，整整一个团的老骨头几乎全打残了，旅长怎么会笑？
“尸山血海，我父亲身边的一个连，打得只剩下八个人。”左大姐说，“没办法，抗战，就是这么打过来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北京空军指挥学院的走廊里，周围鸟语花香，但我听的时候却感到恶风扑面，七十多年前带着血腥味的空气，瞬间充斥了天地之间。
那一天，我给左凌大姐带去一张照片。
▲ 哈里森·福尔曼在1944年拍摄的“三个八路军机枪手”
图中八路军机枪手的手势在当时的中国极为流行，叫做——“顶好”。
▲ 从滇缅前线到敌后战场，语言不通的中国人和盟军之间用它来互致敬意
这张照片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瓦契图书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拍摄者，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对这张照片仅有一句极潦草的说明——Yanan China,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With Machine Gun（中国延安，八路军的机枪手们）。
事实上他拍摄的是那三个穿着草鞋的“士兵”，开国的时候肩上却有四颗星——正中间的是刘转连中将，旁边高举右手的是陈外欧少将，照片中最边上的那一个，唯一没有举手示意的，便是左凌大姐的父亲——左齐少将。
八路军七一七团参谋长左齐，便是在飞狐口血战中失去了他的右臂，所以，他无法和战友打出一样的手势来。
左凌大姐给我看另一张照片。和很多走上仕途的红二代不同，这位和她父亲颇有些神似的老大姐选择了医生的职业。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开国少将左齐有个特别的习惯——喜欢照相，所以在红军时期他这个级别的将领中，他留下的照片明显比别人要多一些。
左凌大姐说：“这就是我父亲，没受伤的时候，你看，他那时候还挺帅的，是吧？”
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红军时代还有这么“奢华”的照相——背后似乎是一座欧式的厅堂，两个小伙子中间，还站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狗。
“那都是人家照相馆的道具。”左凌大姐笑着介绍，“那背后是个布景，衬衫、皮带，都是借人家的，狗，也是借人家的。”
1937年春天，随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担任干部大队指导员的左齐在陈炉镇发现一家照相馆，算算积蓄，便拉上一名战友照了这张照片。因为照相馆的衣服只有上身，所以裤子和鞋便没法换了，保持了部队的原始风貌。
我还注意到，左齐特意向照相馆借了块手表，只是可能没戴过这样的洋玩意儿，所以戴在了衬衫袖子的外头。左齐上过三年私塾和三年国民小学，在红军中算是知识分子，遇到手表这种高档的东西，依然难免露怯。
父亲七十年代去德国，穿着笔挺的西服在盛夏的法兰克福街头和洋鬼子一起瞠目结舌——德国人不明白中国人怎么不怕热，中国人想外国人难道不是一年到头穿西装吗？
一瞬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们中国人，不都是这样的么？
想写这一仗，其实是有些原因的。几天前，有事找老史帮忙，却发现他让人家给告了，正在忙着应诉。问问原因为何，竟是因为质疑一次被称作“抗战第一大捷”的墙缝战斗战果，被认为侵犯了当年指挥战斗抗战将领家的名誉权，要求赔偿二十万。
看到这儿，我就猜到这事儿不能善了——老史是个路子广能说动企业家为东北抗联的弟兄们立碑立像的人。
他家乡鹤北林业局赵尚志将军的铜像、碑林和一些战绩地的碑就是他主持立的，山河屯林区十军战绩地凤凰山抗联碑林也是他求爷爷告奶奶求书法家和离退休老干部、老将军写字建起来的，去年他在黑龙江兴隆林业局大山里一呆就是三个月，就为了寻找赵尚志的密营。
就冲这份抗联情结，就冲着一个学者的尊严，对于这个官司他也只能死扛到底了。
▲ 老史和他求爷爷告奶奶修起来的纪念碑
要不，劝劝？
老史是个典型的东北山东人的后裔，他生活在鹤岗，这地方抗战时候是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最后的根据地，也是全黑龙江抗联牺牲最多的地方之一，出了名的地僻人蛮。这家伙在战史研究方面和赵尚志打鬼子一样倔强异常，有时候的确认真得过头，得罪人的事儿三天两头发生一次，能不能劝他服个软，息事宁人呢？
结果发现老史这次依然不能通情达理：“老萨，你看看，你觉得我能服这个软儿吗？在历史研究上我连你这个好朋友一样得罪，不也写了之一、之二……之多少吗。对于镜泊湖连环战不顾历史事实的人，我是绝不能服软的……”
拿过诉状看看，到底为啥争呢——双方主要争执的问题是东北抗战中的一个战例，老史说在此战中我救国军新编一个团约700人，1932年在某次战斗中迎战7000日军，以伤亡7人的代价，10个小时毙伤日本关东军至少3500。
“老史，你没有发烧吧？要这样抗战需要打十四年吗？”出现这样的常识问题，我想老史一定是病了。
“那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引用对方的观点。”老史脑袋上青筋都快蹦起来了，“就因为我质疑这个，人家把我告了……”
这只能是推案而起了。
还真以为抗战是打电子游戏吗？我们想让子孙后代怎么来看这场战争？横店战役还是神剧大捷？
当时的仗是什么样儿的？
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的书中真实地再现了一二九师骑兵团的一次战斗：
“副连长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卫生员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结果，他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
中第一枪的时候，小李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他跪下了，步枪撑着地，人却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名医的后代，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35弹，躯体都打烂了。”
一二九师骑兵团烈士名录里只有这样一行——
“李丹阳 军马医生 山东德州 1942.8.16 河北大名南李庄”
十四年，我们牺牲了多少李丹阳？
我们面对的，是亚洲历史上最凶残、最强大的近代化军队。
仿佛听到一张张满是血污的面孔在无声呐喊——我们打的，不是这样的仗！
这就是我决心将飞狐口这一仗重现出来的原因，他们让我们告诉未来——那一战，中国军人究竟怎样打赢！
左凌大姐说，他父亲的日记中记载，这一仗，本来是不会打了，预先埋好的地雷，前一天被老乡的毛驴给趟炸了，看到暴露了目标，刘转连团长决定撤。
我说，这颗地雷，日军战史里面也记了。
左大姐眉毛一扬，问：这样小的事情，日本的战史里面也有记载？
是的，我说，不但有，而且颇为详细，那根本就不是一头毛驴，它的主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乡。
02
指挥在飞狐口伏击阵地布雷的，正是七一七团参谋长左齐，他在公路上布设的，是针对汽车的压发雷。所以他会对布雷这件事十分重视，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中。
七一七团埋设的地雷是八路军自制的，但他们很多工兵的技术是国民党军人教出来的。
1938年的时候，敌后战场还没有地雷战这一说，摆弄地雷是工兵的传统科目。而很少有人知道八路军的工兵建设中，有国民党军人的贡献。长征中，红军工兵不但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且不断被编入大量减员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1937年东渡黄河的部队中，只有一一五师有一个工兵营，工兵在器材，人员上都有很大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国共双方曾在工兵领域进行过相当深的合作。
▲ 1945年9月2日，战列舰密苏里号，中国代表徐永昌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他身边的是中国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联络官王之少将
1937年，这位见证了日本投降仪式的王之少将，便曾经带着一个工兵连和一批工兵器材到延安，这些人员和物资对八路军工兵部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晋绥战场上，第二战区也曾应邀派遣两批二十余名军校工兵科毕业生进入八路军工作。八路军方面将这些学员作为各连教官和营部参谋使用。第一批毕业生到达八路军时，便被贺老总和关向应抢去了五个，算是给一二零师的工兵找了几个好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国民党军人大多作战勇敢，不畏牺牲。1938年2月21日，八路军三四三旅在双池镇川口与日军遭遇，旅参谋长陈士渠负重伤，部队损失很大。激战中随三四三旅行动的三四四旅工兵连奉命补入前线，连长要求把教员张忠国（太原军官学校工兵科第一期毕业生）留下，意思是保留住这个优秀的工兵教员。
代参谋长王耀南同意了，但这个出身国民党军的工兵教员却不同意，说：“上校，一个男人发过的誓能收回去吗？”“是不是我从那边来的，不信任我？”
王耀南对他说：“看你说的什么话，就算你是国民党的军官，现在我们共同打日本鬼子，我也没有不相信你的理由。我们想保留一个好的工兵教员。”
张忠国瞪着眼睛说：“最好的工兵不是用来打日本鬼子的吗？”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张忠国战死在阵地上。没有棺材，王耀南命令剥下两匹死马的马皮，埋葬了这个来自国民党的工兵军官。
张忠国的父母是小学教师，原名辅国，因为敬仰岳飞精忠报国改了名字。在王耀南到太原军校挑人的时候，告诉他八路军没有什么薪饷，他说：“我报考军校就是为了上阵杀贼。长官，命都不要了还要什么钱？”
所以，当王耀南要留下他的时候，他会问：
“上校，一个男人发过的誓能收回去吗？”
这一段，明显是跑题了，却不能驻笔——算作是给那个时代那些纯粹的人们一个纪念吧。
只有工兵本来还是造不出地雷来，但忻口战役的时候担任三五九旅作战科长的左齐带人收集了一批黄色炸药。1937年12月，三五九旅进入雁门关地区准备打破袭战，要伏击敌军的汽车队，左齐便建议王震旅长利用这批黄色炸药制造地雷，实战效果不错。
1938年，左齐被任命为七一七团参谋长，便也把地雷带过来了。八路军的计划是预先占据战场周围的制高点，用地雷炸毁最前面的日军汽车，使敌无法前进，再切断其后路，而后聚而歼之。
刘转连团长是在十五日带七一七团进入飞狐口防御阵地的，选择这里打这场伏击战，有着和李云龙选择野狼峪同样的道理。
▲ 飞狐峪又名飞狐陉，是沟通太行山左右的太行八陉之一
飞狐口，确切地说即飞狐峪南口，位于晋冀交界的河北省蔚县境内。《亮剑》里面“野狼峪”的名字估计是都梁先生信手拈来的，但飞狐口可不是。
历史上的飞狐口是太行山北部的重要隘口，兵家必争之地，赵武灵王曾出此北征，建立代郡；瓦剌也先亦曾破此关威胁大明京师。最有名的一战是北宋雍熙四年，太宗赵光义三路出兵，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中路军大将田重进突破飞狐口，大破辽军夺取蔚州。只是由于东路军曹彬战败，宋军才不得不再次退回太行以南。这里有着连绵四十里的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险象环生，至今尤称雄关。
八路军是不是埋伏错了地方？我是在看到八路军伏击地点的时候产生这一疑问的。
最初，我对飞狐口伏击战的看法是它极似一个稍小的平型关，飞狐峪内道路十分崎岖，两侧山崖有的高达百米，是设伏的好地方。然而，实地了解后却发现，刘转连团长这次设伏的地点，根本就不在飞狐峪之内，而是在日军刚刚走出飞狐峪南口的明铺村，所以这一战又被称作“明铺战斗”。
明铺，当年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如今早已经荒废了，空无人烟。然而，这个名字，却又让人心中一动。最初，我认为它可能起自一家为边贸服务的旅店，但仔细查询之后发现，这个明铺，在古代是叫做“明舖”的。这代表着它在古代应该是一个军事哨所，而不是因某个商店而得名。
在当年的宋辽边境，有很多叫做“火舖”的哨所，担任着边防线上第一线的警戒工作。飞狐峪这里也不例外，田重进北进失败后，辽军乘势重夺整个飞狐峪。于是，明铺所在的地方便成为宋军防御的第一线。这里是出谷口的一片小平原，旁边的山上还有一个烽火台的残迹。很可怀疑，明铺这个地方，便是宋代或者明代曾经的一个火舖所在地。
这种火舖通常只有几名军人，他们吃住生活在固定的警戒点上，不能随便转移，也很难得到及时的后援，唯一的任务便是发现敌军入侵时发出第一道警报，然后便只能听天由命。实际上，根据《宋史》和《辽史》记载，即便是宋辽之间和平的岁月里，双方互相烧掉对方几个火舖的事情也层出不穷。
不知道明铺这个小小的村庄下面，又埋着怎样或悲壮或惨烈的故事。
▲ 奇险飞狐峪，刘转连团长为何不在峪内设伏却要跑到外面去呢？
然而，明铺这里毕竟已经出了谷口，七一七团的团长刘转连，当年是红六军团模范师的师长，身经百战，他不可能不知道伏击战应该选择怎样的地形，他不会选错地方吧。
事后我才明白，这与八路军上层与下层对这一战的目标理解不同有一定的关系。
03
“王震旅长打完这一仗以后阴着脸，估计也是对杨成武司令员有意见。这一仗本来是晋察冀的两个团加三五九旅的一个团一起打，结果打起来战场上只有七一七团，当然损失大了。三五九旅本来是来帮忙的，结果变成了扛大梁的……”一位参战指挥官的后人如是对我说。
▲ 三五九旅的旅长王震（开国上将）骁勇善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的护犊子，至今新疆各地还流传着王司令如何用血债血偿的方式为部下讨还公道的种种传说
这次伏击战，从战略角度而言，的确是三五九旅在帮晋察冀的忙。当时，杨成武率领的晋察冀一分区主力正在涞源周围进行着艰难的反扫荡作战。
涞源东临紫荆关，南连倒马关，西趋大同城，北通张家口，地势十分险要，是北方进入中原腹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抗战开始后中日两军围绕该县反复拉锯。
1937年9月，日军第41联队击败国民党军二十一师补充团一部攻占涞源，但仅依靠伪军驻防，10月10日被杨成武率八路军独立团夺回；1938年3月21日，日军第14联队再夺涞源，并着矢崎守备队留守，杨成武率部切断涞易公路，孤立涞源日军。双方打到4月11日，矢崎中佐被迫率部撤离。
土八路打得这么拼命是有道理的——1938年2月，肖克的挺进军就是由涞源出发东进作战的，晋察冀根据地在涞源以东打开的局面如同一把打开的折扇，扇柄就在涞源，这个地方被日军占了，八路军的整个华北战线有前后脱节之嫌。
1938年在涞源、蔚县一带发生的战斗，我国战史上几乎没有记载，或者只有寥寥数笔。其实，这一阶段的当地的战斗此起彼伏，尤其是围绕着涞源的战斗双方打得堪称惨烈。1938年打了整整一年，1939年接着打，连日本驻蒙军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都死在了这个地方。
▲ 华北平原，道路被破坏后艰难跋涉的日军运输队
日军在涞源长期无法站稳脚跟，关键是补给问题。
1938年10月1日，日军110联队（联队长永幡寮一大佐）再次攻占涞源县城，但杨成武的晋察冀一分区部依然控制城外各要点。10月下旬，日军以第二大队大队长伍信纯一中佐为指挥官，发动了被称作“涞源作战”的扫荡，目标直指杨成武部。
八路军采用游击战术与日军苦苦周旋，战斗中日军消耗甚大，原有补给线涞易公路又屡遭袭击（日军战史记载“第二大隊は共匪殲滅のため淶源作戰を発動、糧秣補給路を度々共匪に襲撃され”），故强行开辟从蔚县到涞源，经过飞狐峪的涞蔚公路开通新的补给线，敌军大部分物资都是通过这条线路运往涞源前线的。
有鉴于此，杨成武和王震决心抽调精锐部队，在涞蔚公路上袭击日军的运输队，切断其补给，迫使日军中止扫荡。
11月16日拂晓，根据情报得知日军一个大规模的运输队将从蔚县出发前往涞源，晋察冀分区邱会魁（开国少将）支队的两个主力团和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进入了明铺附近的伏击圈，埋伏了下来。
11月初，左齐和副团长周俭廉（开国大校）等到飞狐峪看过地形，听了他们的汇报，刘转连团长定下将明铺作为伏击阵地。
这样做其理由首先在于飞狐峪之险尽人皆知，敌军运输队在峪内行军必然拉成极长的队形而且警惕性很高，要伏击它顶多打一两辆车，很难一下将其全部吃住。而敌军一旦开出峪口，肯定要重新集结编队，警惕性也低一些，我们可以打他一个出其不意。但这不是最主要的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是打这一仗，刘转连团长的目的和李云龙打野狼峪一样——不打，部队就要饿肚子了。
飞狐口一战刘转连最主要的战术目标，第一是消灭鬼子，第二就是抢东西。
考察长城的老手大鹰在去过飞狐口后写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比较清晰地刻画了刘转连团长当时的作战意图：
“从乍看似不合理的设伏地点可以看出，该位置的选择是经过了是打击溃战还是歼灭战的深思熟虑，最后定下打歼灭战决心。如果在山涧里，90度的山崖有利于部队分散袭击日军，而不会有较大伤亡，撤退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无法全歼日军，也不能得到部队需要的宝贵辎重物资。
这种保险做法最终被摒弃：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八路军不得不选择这个危险的地点，以多流血为代价抢夺必需品。这也就意味着，此战免不了与日军近战和白刃格斗，说明八路军敢于和骄横一时的日军拼近战和白刃格斗，也体现出八路一贯的亡命劲。”
1938年，华北有日军的第一军、第十二军、驻蒙军三个军级番号，十一个师团一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不是放在那里摆样子的，八路军到敌后就是贴到这些日本兵的身边去。
这种行为日本人不可能表示鼓励，双方没法不打起来的。以为八路军到敌后可以横着走那肯定是一种误会，至少对于三五九旅而言，在1938年的一年里，部队一直在不停地作战。打仗就有消耗，而八路军的敌后部队并没有稳定的后勤补给线。
新区刚刚开辟，陕甘宁此时还不能自给，帮不上前线的忙，再加上国共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指望第二战区像平型关那样支持十几万发子弹的事情未免太天方夜谭。子弹、粮食、医药，最好的获得方式莫过于从鬼子那里去夺，这大概是八路军当时特别喜欢打日军运输队的原因。
日本那时已经是工业国，生产出来的东西质量绝对比国产的好，有些如西药一类的物资有钱都没地方买去。三五九旅的确打过几次这样漂亮的伏击，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状况，但这种想法对连冲锋枪都不舍得装备的日军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这样的战斗也往往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
飞狐口一战前20天，三五九旅刚在雁北邵家庄伏击了日军的汽车队，战果辉煌，但损失也很大，七一九团一营教导员（开国少将）彭清云失去了一条臂膀。
▲ 彭清云，传说邵家庄一战他在断臂前击毙了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从此后常冈还曾有活跃多年的记录来看，这可能是一次误认，主要原因是常冈的行李的确在这支汽车队里，他的望远镜因此被缴获，贺龙用它一直用到建国前
然而，击毙日军少将的消息并非虚妄，这次战斗发生在25天前，日军独混第五旅团清水支队突袭五台晋察冀军区总部，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开国中将）亲率学兵营夜袭日军宿营地耿家庄，当场将清水支队总指挥清水喜代美大佐击毙。
▲ 日方档案中清水毙命报告，清水喜代美死后特晋一级为陆军少将，并授从五位，勋四等
但这一仗绝不轻松，日军遭到打击后没有混乱，拼死顽抗，发现指挥官毙命后更是发狂般发动反扑，的确是当时东亚强军的战斗力。激战中唐延杰参谋长负伤，学兵营冲在最前面的干部损失了几十个，都是红军长征下来的老底子，聂荣臻闻讯后心疼到不得了。
而根据情报，日军这次出动的运输队规模空前，考虑到其护送部队必然颇有战斗力，八路军出动了三个团，七一七团埋伏在明铺西边的山上，友邻的两个团则埋伏在明铺东边的山上，准备以十比一以上的兵力吃掉对手。
兵力对比在十比一以上，地势在我，加上预设伏击，这几乎是手拿把攥的一个胜仗。
但意外却在16日中午发生了——左齐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部队埋伏半天以后，老乡的一头毛驴误入雷区，踏响了地雷。不久，日军一架侦察机飞来，在沟口外上空久久徘徊不去。
不久，伏击部队接到上级命令，称敌人可能发现了我军的意图，伏击圈已经暴露，推测敌人或会取消运输行动，或会抽调主力伺机歼灭我伏击部队。这个仗不能打了。军区命令所有部队撤出伏击。傍晚的时候，部队开始依次撤出，返回驻地休整等待下次机会。
晋察冀的两个团因此失望离去。从这个角度说，晋察冀的部队没有参战，责任不应该算在杨成武司令员身上，纯粹是那头毛驴捣的乱。实际上，连七一七团此时也撤离了伏击阵位。
走了3个多小时，刘转连忽然派通讯员来找另外两名团级指挥员——左齐和政委晏福生（开国中将）。左齐接到命令的时候，刚刚把自己的一件毛衣脱下来，给一个小战士穿上。11月的华北北部气温达到零下20度，因为白白埋伏了一天，加上粮食十分紧张，深夜行军中的战士们都在瑟瑟发抖。
刘转连让部队停下，和几个高级指挥员在一旁的山坡上开了个会。
我想，在开这个会的时候，刘转连团长一定颇有感慨，因为，从抗战开始，他身边的几个搭档，有的已经换了一次，有的已经换了两次，没有一个是七一七团成立时候的老战友了。
04
抗战开始仅仅短短一年时间，最初和刘转连在七一七团搭伙的老伙计们， 已经都不在了。
七一七团第一任政委刘礼年，江西莲花人，原来是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有人说《亮剑》里面李云龙爱喝酒不真实，刘礼年就是这么一位好酒的八路军团级干部，有时候喝多了给战士作动员能罗圈话一说两小时，战士一样跟他好，因为打起仗来刘政委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
1938年3月31日，攻击从宁武县撤出的日军时，敌军发现了七一七团的指挥所，集中炮火对其轰击，一发炮弹正打在他身边，刘礼年当场阵亡。
团教育股长熊晃（后任新疆军区副政委）等几个军官当时也在指挥所，刘礼年似乎有些预感，要他们离开，说：“我要指挥打仗，你们没有指挥任务，赶快离开这里!”
一分钟以后，指挥所中弹。
七一七团第一任参谋长陈松岳（开国大校），湖南茶陵人，原红71团团长，建国时担任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对从湖南长征离去的他来说可谓扬眉吐气。
1938年3月11日，王震旅长率七一七团与七一八团一个营，在岢岚三井镇围攻日军千田大队，贺龙师长也亲临前线，此战击伤敌千田大队长。陈松岳在指挥战斗时负重伤（二级乙等伤残）。
▲ 陈松岳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七一七团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刘理明，湖南省浏阳县人，同在三井镇战斗中负重伤，因伤势过重牺牲。
三井镇战斗缴获日军四一式山炮一门，这是一二零师抗战开始后缴获的第一门平射炮。日军发现后拼命回夺，为保卫大炮不被敌人夺回，刘理明主任率几十名战士就地阻击，不幸中弹。
▲ 这门大炮最终还是被八路军抢到了，现在陈列在军博的东广场上
七一七团的第一任副团长陈宗尧（1945年阵亡）1938年1月调任新组建的七一八团团长——原来的七一八团留在了陕甘宁根据地作留守兵团，新的七一八团是由平山独立团改编的。是七一七团第一批团职干部中惟一一个全须全尾离开的。他的走刘转连很舍不得，叫苦连天地硬逼着王胡子给他换来一个能打仗的参谋长——原七一八团参谋长左齐平调七一七团。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十二个主力团之一，一年时间团级干部伤亡比例就是这么大，抗日战争的惨烈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山西的国民党部队中，高级将领同样损失惨重。郝梦龄、刘家麒、梁鉴堂、郑廷珍、姜玉贞……旅以上阵亡将领已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有的仗，明知必败，有的仗，纵然赢了也要用命来换，国破家亡之际，150万中国军人就是这样走向生命的归宿。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或者国民党不抗日的都不大有好感，那是把党派凌驾在国家之上，是对一代中国军人的侮辱，他们或许根本不理解牺牲两个字的含义。
飞狐口旁边的山坡上有一块透亮的巨石，人称箭孔石，传说是杨六郎镇守边关时留下的遗迹。这不过是传说而已，但不知道刘转连将军下令停军的时候，心中对此是否有感慨。
刘转连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一仗还应该打。
▲ 意外的一张八路军照片，刘转连和三名战友打扑克
在八路军中，刘转连是个特别会动脑子的将军，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转子”。有意思的是刘转连对这个外号一点儿都不反感。一年以后日军为报飞狐口之仇处心积虑把七一七团包围在五台山上的台怀镇，几次突围不成，危急关头当地老乡给部队找出了一条地图上没有的小路，刘转连当时振臂高呼：“天不亡我刘转子！”
但同时他又是个特别好斗的将军，这一点知道的就不多了。
据说，纯粹是据说，刘转连的夫人长得年轻，以至于一次某首长误以为人家未婚，闹出了“调戏刘团长夫人”的事件。刘转连回来后找组织调查一时未出结论，表面上不动声色，找了个机会突然一枪把子打在那位首长脸上（该首长后来终生缺两颗牙，便是与此有关），然后团长大人跑到夫人所在的清涧一住两天稳定后方。那位首长气度不佳，借机报复把刘转连一撤到底。
这事儿引发公愤，最后连毛泽东都惊动了，总算给老刘一个公道，其做事的稳准狠，不惜代价可见一斑。
这一次，刘转连的意见是——如果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的埋伏，也应该能发现我们撤出伏击圈，那他们的运输队不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过来了吗？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杀一个回马枪，半夜再跑回去设伏，定然杀他个措手不及。
这个计划看似十分冒险，但细细想来又颇合逻辑。
几个搭档都同意这么打，上报军区批准后全团转向，再回去埋伏。
说来似乎七一七团上下都好战成性，其实这个意见的背后蕴含着极大的无奈——近代军队是需要后勤的。且不论是否去争取完成任务，几个月转战没有后方补充，现在七一七团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每人现在只剩十几发子弹，战士无冬衣，伤员没有药。明知这一仗不好打，但宁可战死也不能冻死饿死，全团上下对打日军的运输队都十分期待。
刘转连的回马枪计划，可谓深得众心。
唯一的问题是，兵力不够。晋察冀部队是新组建的团，没有电台，此时已经无法联系他们回到阵地，真要打，这一仗只能靠七一七团自己了。
而此时的七一七团，也是不满员的。
三五九旅从渡黄河的时候，就不是满员的。按照国民党方面给的编制，八路军的编成是三师六旅十二个团——杨成武的独立团是红军自己编的，弄得渡黄河的时候国民党的联络官直发愣。三五九旅下辖七一七团和七一八团，因为七一八团奉命留守陕甘宁，渡河作战的只有旅部直属部队和七一七团，合计两千一百多人。
但一年以后这个旅的番号变得很有意思，不但重新编成一个七一八团，还编了一个军政部都莫名其妙的七一九团（各地的地方武装觉得很顺理成章，这肯定是正牌子国军）——当然干部和战斗骨干都要从已经在一系列战斗中大量失血的七一七团中调出。这样一来，七一七团自己的编制始终没有怎么扩大。
这次打敌军运输队，七一七团出动的是两个主力营，满打满算六个步兵连，不到七百名官兵。后来战报公布的是此战歼灭了日军田原大队，但假如日军真的有一个大队，估计刘转连不会疯狂到用这七百人去伏击它——一个日军大队兵员一千挂零，八路军计算战斗力的时候一般认为对日军一个中队——一百多人，我们用一个团去打一打比较公平。
当然电视剧里面，三五个民兵打一百多鬼子属于正常现象，可惜的是抗战的老战士很少有人看到过这样的情景。
这已经很不错了，战争后期国军打日军一个大队都是按照一个师来计算的。
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的战争就是这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完善国家动员体制，军事教育体系、训练体系和后勤体系、近代化工业带来的高火力密度，不是单纯靠不怕死就可以抵消的。
八路军和日军交战时完全不能和后来解放军与国军交战相比，后者有一个思想觉悟问题，杜长官说过，打着打着我那一百万人都跑过去了。打鬼子不一样，特别是抗战前期，你很难把鬼子争取过来。
我们看了太多“日本八路”的故事，那得到日本鬼子打得有些没信心之后，而且八路掌握了收拾他们的套路之后。刚开打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一方面在异国作战部队天生就有凝聚力，同仇敌忾敢拼命，另一方面鬼子也有自己的信仰。
史沫特莱在《China Fights Back》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一夜，前方又送来一名日军俘虏，他是个连长。他姓佐木，原是大阪商人，9月13日离开大阪，经过朝鲜进入满洲，10月10日达到北京附近的丰台。然后前往保定、石家庄，再沿正太路达到平定。
我问他为什么要打中国？他说，多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杀日本人，他读的报纸就是这样告诉他的。而且，他说，中国局势混乱，日本人的生命没有保障，他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杀过中国人。他说，日本是为伸张正义而战，南京很快就会议和。他确信不疑，日本军队一定会胜，而在南京按照东京的条件议和后，中国就会有和平。
我对他说，只要日本军队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会有和平。八路军，就是使他成为俘虏的八路军，其他军队，和全中国将会战斗到将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被赶出中国才会罢休。
这时，他撇嘴一笑，仿佛我们都是一群无知的孩子。”
邪恶的信仰也是信仰。这样的战争，双方都有殊死奋战的决心，你可以恼火日本鬼子顽固而愚蠢，但你无法剥夺他的战斗力。
刘转连认为，日军的兵力有限，最多，也就一个小队的押车日军，两个营对它，也有十比一了，没问题。
等打起来才明白，这个数儿不大对。
05
这次日军运输队的行踪，的确有点儿怪异。
从涞源方面战场上日军的表现来看，他们在扫荡中已经在节约使用子弹，这说明伍信中佐的部队亟待后方物资支援，而蔚县地下工作者得到的情报表明，日军原计划16日出动一支汽车运输队前往涞源，但16日整整一天，也没等到这支车队。
前方亟待支援，后勤部队却按兵不动，反常即妖，八路军判断日军已经觉察到伏击的理由是颇为充分的。
然而，事情往往要双方来讲。如果看日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录，就会发现“刘转子”团长这回脑子转得有点儿太快，以至于鬼子没跟上。
和刘转连他们推测的相反，日军运输队完全没有觉察到八路军的伏击。此战之后，日军对七一七团隐秘突然的袭击既恼火又颇为佩服，这一仗甚至上了日军的军事教材。
▲ 战后解密档案中，日军针对1938年7月至11月作战编制的《将校研修资料第58号》
在这部题名为《凶猛的急袭奇袭》的教材中，第一句话（划红线处）便是——“此前，蔚县地区八路军正规部队极为出色的计划和隐匿的行动将攻防之术发挥到了极致”。这指的便是飞狐口之战，日军将其与另一次对有贺田部队的袭击并列为八路军的作战经典。
那么，日军运输队为何会拖延了一日出发呢？
这个谜，是南京的抗战学者胡卓然先生帮助解开的。这位的匪号“春秋的老胡”在研究抗战史的诸君中可算耳熟能详。胡先生为我提供了日军一一零联队联队史中对于这一战的详细描述，其内容之详尽超出预期。
根据日军一一零联队联队史记载，这一次运输队之所以在蔚县多停留一天，是在等待一支警护部队和他们一同前往涞源。
这不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做法，至于日军为什么这样做，需要先说明从蔚县到涞源这段公路上，此前双方发生过怎样的角逐。
对日本人来说，从蔚县到涞源长达66公里的公路地势艰险，绝非坦途。日军是在1938年10月占领涞源后出动工兵修筑这条公路的，至14日修通了南段32公里的道路。山中筑路，这个速度本来已经很快了，但日军一一零师团总部仍严令加速。
在一一零联队联队史中记载，这是因为涞源驻扎着一个联队本部和两个大队，不断发生的作战造成物资不足。同时，本地12月后的大雪将造成运输线的中断，所以，11月这条公路必须开通而且开始正式运行。
▲ 日军通过的这个地方叫做一炷香，直到今天依然是飞狐峪中最为险要的路段
飞狐峪过于险峻，日本工兵的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亚洲可算第一流的，但为了开通这条道路，在冬季施工中也堪称苦不堪言。不过，到11月初，这条线路还是得以开通，开始正常运行了。
这条日军的战备公路南段基本与现在的十号省道重合，从涞源经留各庄乡到岔道镇处分出一条向东的支线，经过陈家庄和欢喜岭通往日军在涞源北部的重要支撑点东团堡（这个支撑点让八路军十分恼火但屡攻不克，要到百团大战的时候才被拔掉，消灭了日军驻守此处的一个教导队170多个士官，日军大佐小柴俊男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长恨歌》，末尾一句是：“恨一死不能歼灭八路军！”）。
它的主线从这里离开十号省道偏向东北，其北段以原有的飞狐谷道为基础，经过明铺进入飞狐峪峡谷，经北口村到达蔚县。大多数日军的补给，是从蔚县使用汽车运往涞源的。
▲ 日本工兵的施工很有专业水平
日军对这条道路的警戒应该说也是颇有想法的，一一零联队以第八中队（中队长石井一雄）负责该路的安全。该部一共四个小队，其中三宅积男中尉（战死后特晋一级）的第二小队在九月已经调出，和辎重一一零联队一部合组运输警乘护卫队，石井将其他三个小队分别驻防在陈家庄和欢喜岭，控制着公路以东日军认为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山区地带。至于飞狐峪方向的警戒，则交给即将转用到蔚县方面的第五中队负责。
日军第一支运输队在11月4日从蔚县出发，顺利到达涞源。只是这次行动并不十分轻松。试运行期间，日军运输队发现岔道镇附近的道路过于陡峻，车辆难行。于是，11月6日，日军工兵征发当地劳工开始对道路进行修整，并于作业中遭到八路军的进攻。
由三宅积男中尉指挥的日军护卫队立即进行反击。战斗开始十几分钟后，日军驻扎在陈家庄的吉冈益夫小队（一一零联队第八中队第三小队）即赶来增援，八路军见敌援军出现，且战且走，退出战斗。日军修路工作得以完成。在日军看来，这是一场成功击退了八路军袭击的战例，故此一一零联队联队长永幡寮一大佐特意向三宅中尉（当时还是少尉）颁发了表示表扬的“感状”。
不过，表扬的掌声未落，11月11日，派来增强蔚涞公路警戒的日军第五中队还在路上，便在紧邻涞源城的留各庄乡烧车村遭到伏击，日军车队的头车率先被地雷炸毁，其他车辆也纷纷中弹起火——瞧这地名儿起的，快赶上落凤坡了。
为了抢救第五中队，日军驻扎在涞源的第七中队和吉冈小队同时赶来增援。
打烧车的是刘转连的七一七团三营，八路也知道一个营干日军一个中队（或许再加一个）不那么容易，所以狠狠打了一闷棍之后就撤了，转身一口咬住轻装来援的吉冈小队痛击，等其他日军赶到的时候，轻敌冒进的吉冈小队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
此后日军又曾多次组织运输，但几乎每一次都会遭到八路军的骚扰。“運送が本格化すると敵もほってはおかない。トラックが通れない様に道路を壊したり、またトラックに向けて発砲して来る様になった。”（随着运输正式开启，敌人并没有坐视。破坏道路使卡车无法通行，或者对卡车开火攻击的事情屡屡发生。）
这一次被蔚县地下党侦察到的输送行动，其规模是空前的，它的起点并不是蔚县，而是更远的宣化——日军屯驻在蔚县的物资，也不够一一零联队扫荡之用了。日军一一零师团总部为涞源前线准备了包括弹药，替换冬装，药品和罐头的重要物资，装满了42辆日野九四式六轮大卡车（正常日军到涞源的一个运输队也就十几辆车）。
▲ 日军由九四式卡车组成的运输队
这次日军的运输任务，由一一零师团辎重队的田原传造少佐（石川县鸟越郡人，战死后特晋一级，功四位，勋四等）指挥，除了每车的正副司机以外，这支田原运输队的直接警护兵力是田原少佐手下的半个辎重中队的警乘兵。
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伤亡比例是一比六。正常情况下，这已经足够应付中国军队中小规模的进攻了。但通过日军这段时间对八路军作战特点的分析，一一零师团的参谋中原大尉认为八路军对日军运输队的袭击规模在呈上升势头，故此警乘兵力还要加强。
根据日本亚洲历史文化中心保存的“永ハ作战命令”（即一一零联队作战命令）档案，应师团部的要求，一一零联队针对这次运输作出了如下兵力安排：
第一，驻守蔚县的第五中队以青木少尉率领的一个小队日军护送田原运输队通过宣化-蔚县路段；
第二，以三宅积男少尉指挥的三宅护卫队护送田原运输队通过蔚县-涞源路段；
第三，沿途日军第七、第八中队，第二机关枪中队各据点加强戒备，在运输队遭到袭击时随时出动支援。
导致田原运输队滞留蔚县的原因，便与这个安排有关——青木和三宅的两支护送队也有自己的任务，与田原运输队的时间表有冲突。他们本来便在宣化-蔚县，蔚县-涞源路段执行着和田原部下那半个中队警乘兵同样的任务，负责护送日军常规运输队的往返。
15日，三宅少尉的部队护送一支载有伤员的车队从涞源前线撤下来，因为路上遭到骚扰，半夜才到蔚县，第二天让这支疲惫的部队马上出发再返回涞源是不太现实的。但，增强运输队的警备显然也很重要，经过田原少佐和三宅少尉的商议，日军运输队决定晚一天出发。
11月17日（日军战史称为“运命的十七日”）清晨六点，冬天的太阳刚刚升起，蔚县日军运输队的官兵们已经开始集合，这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料到大部分人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下一次日出了。
七点钟，日军车队准时出发。
06
开往涞源的日军总兵力大约是这样的——
田原少佐率领的师团辎重队护卫人员半个中队合计官兵72名，中途加入的三宅护卫队（包括一一零联队第八中队第二小队官兵47名，一一零辎重联队两个分队官兵24名）71名，从蔚县返回涞源的伤愈搭车官兵7名，修理班2名，这是日军的基本战斗兵力。
此外有翻译、伪自警团人员若干。
还有几乎没有战斗力的司机84名。山地长途运输汽车每车需正副司机各一名，当时司机属于技术人员，从遇袭日军没有包括陆军汽车队即自动车队的番号来看，推测其为从日本各会社征用的人员。对这些司机，日军用“丸腰”形容，即赤手空拳，似无武器。从事后日方的报道来看，队伍中尚有新闻记者5名。
这样算起来，日军有战斗力的人员不过150名，而且其中半数以上是辎重兵，七一七团伏击的部队足有700名。如果按照前面提到那次大捷来看，700人十个小时歼灭关东军3500，这点儿敌军也就够刘转连二十分钟打的，我方伤亡还得忽略不计。
真实的抗战没法这样算。
▲ 日军辎重兵专业训练照片
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二战中日军的后勤部队、辎重兵或者工兵是软柿子。和日军的主力步骑兵部队相比，这一点并没有说错，但得要看和谁比。
日军的辎重兵也要经受正规而严格的步兵训练，他们在训练中打的子弹要远远超过中国军队正规军精锐部队的新兵，而平均身高低于中国兵10公分、体重却超过中国兵10公斤的身体素质情况，更准确地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国力差距。
大阪第四师团在二战中被认为是日军中的鱼腩部队，但正是他们在黑龙江南岸完成了对抗联主力的最后一击。精良的装备、长期灌输的法西斯信仰和完整的军事体系，再加上横扫华北华东的傲气，使“日军无弱旅”这一点成为二战中国战场前期的金科玉律。即便是辎重部队，数量相差不多之时，1940年前的日军其战斗力仍可以傲视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军队。
用这样多的兵力护送四十几辆汽车，表现了日军对这次运输任务的重视。
对于近现代战争而言，战争一旦展开，打的就是后勤。这一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才会派出大量兵员护送运输车队——当然，这也是因为遇到了专门爱打闷棍的八路军，跟这个对手打，一不留神就会当运输大队长的角色。
仔细想一想会发现日军和八路军某种程度上颇有相似的地方。
首先是双方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八路军讲的是抗日救国，人民子弟兵；日本兵讲的是帝国生存在此一战，拿不下中国明治维新之后的列强之路便会终止，失去大陆日本人都会饿死。所以双方在战场上都不乏战斗的意志。
其次，二者对于后勤有着同样的态度。日军的后勤在当时的中国军队看来丰富得几乎难以想象，但对比于太平洋战场上的欧美军队又寒酸得不得了。直到今天谈起太平洋战争，日军“不重视后勤”导致失利的例子依然比比皆是。
关键问题不在于重视与否，现代战争越来越多在打响之前便已经定出胜负。和八路军打鬼子时候的情况一样，日军和美军的后勤缺口反映的是双方的国力对比，这种差距绝不是某个领导人说句重视或者来个诸葛亮就能弥补的。
然而，至少在战术上，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翻盘的场面。太平洋战场上日军仍打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战斗，宋宜昌先生在写新几内亚作战时感叹：“日本兵仿佛凭着树叶、空气和水就能生存，还能打出反冲锋。”
我的祖母讲起老家的八路军来，曾经提起一个笑话——
“八路穷，小兵每人发两身军装，当官的只发一套，那个当连长的下河洗澡，衣服晾在芦苇上一阵风刮跑了，天不黑他都不敢上来。”
▲ 宣传画《第八路军山西奋战图》，我们穿越都希望八路拥有这样的装备，但如果八路真是这样的军队，可能打上一个月后勤部长就要上吊了
这一点上，八路军和日军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致的——简化自己的需求，来尽可能减少后勤瓶颈的影响。《战争与回忆》中，赫尔曼·沃克借中途岛海战的英雄华伦·亨利之口说，“战争，其实就是一个效率问题”。看似逆向思维，其实是符合军事科学的做法。
如果说两者最大的差别，那就是日军在作战的时候更依托军事科技的进步，如详尽的地图、周密的兵要地志来解决在异国作战的支持问题，而八路军依靠的则是同仇敌忾的百姓。这方面各有优势。
从单纯军事角度，即便是八路军，对日军也并无优势。在热兵器时代，人多并不代表着战场上的优势，同等精神风貌之下，日军的装备优势和军事素质优势使其一个士兵的有效火力密度可以抵得上几个中国兵。然而，如果在中日两军的头顶天空中装一个摄像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赢的机会。
辽阔广逑的中国大地，便是对我们有利的战场。日军的兵力不足，无法控制这么大的占领区，是它战略上的伤口。如果我们用几条生命为代价去消灭一个敌人，便可以将这处伤口越撕越大，迫使日军的战车停顿下来，最终在国际援助下实现反攻，获得战争的胜利。
不是每场战争都可以按照理论家的路线前进，明末那一战，哪怕用十个明军换一个清军都有本钱的，硬生生被灭了国。
幸好，三百年后的这场战争中，我们有了这样一批中国军人，悲壮地用生命去弥补国家的失误。
▲ 七十七年前我俩永别了，七十七年后又来和你永别，我九十三岁了不可能再来看望你，来世我俩再见！
这代表了无数中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庭为这个国家作出的牺牲。
天亮了，七一七团在飞狐口的伏击阵地上，敌军还没有到。而气氛已经有了一分悲壮——因为营养不足又缺少棉衣，在前一天的夜间，一名身体弱的战士冻死在阵地上。
那是一个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南方人，比较怕冷。但他肯定太想打这一仗了，又要给新战士做出榜样，所以一直咬牙坚持着，等发现他的情况不对，已经无法抢救了。
天已经亮了，一夜，敌人都没有出现。
敌人注定会来，刘转连相信这只是日军的指挥官十分小心谨慎，避免了在更有利于中国军队的夜间进入飞狐峪谷地——但涞源日军的后勤之紧张，注定他不敢贻误军机。
刘转连推测得十分准确。此时田原少佐的确有一个避开这次袭击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了直入七一七团的包围圈。
这一天天气晴朗，日军车队快速行驶，凌晨七点，到达了飞狐峪谷口的北端——北口村。在这里，田原少佐遇到了一个“部落民”——根据当地人讲，这个人并不是普通村民，他是当地伪组织自警团的成员，有为日军提供情报，进行侦缉的任务，他后来跟着鬼子进了飞狐峪，和日军被打死在同一辆车上。
一一零联队联队史中记载，这个“部落民”的确和日军一起进了飞狐峪。他在北口村向日军报告，说前一天他的马在飞狐峪的出口处——明铺村的北端踏上了地雷被炸死，他因为跟在马的后面比较远处幸免于死。
得知这个消息，在这一带和八路军打过多次交道的三宅中尉比较紧张，但田原少佐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继续前进。已经在蔚县耽误了一天，前线等不起了。更重要的是，日军上下都认为，飞狐峪里面不具备大部队埋伏的条件，如果出了飞狐峪呢？
出了飞狐峪，即便有上千中国军队在那里等着，田原少佐也不觉得自己打不赢。
所以，飞狐口之战，其实并不是一次奇袭，而是一次双方都有备而来的约期之战。
07
首先要做一个更正——在日军一一零联队联队史中，记载有此战中其联队炮兵人员损失情况，而且战斗双方的记录中都有日军炮兵的作战情况。田原的师团辎重第三中队和三宅的部队本身都没有炮兵编制，这说明一一零联队的联队炮中队至少有一个分队（班）也在飞狐口落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
幸好日军战史中提了这么一笔，否则飞狐口之战日军哪儿来的大炮还真会成为无头公案。
我认识的一位军史学者曾在研究抗战的会议上放言——“日本鬼子太了不起了！”研究抗战的座谈会上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位“汉奸”来？这位当然不是汉奸，他说的是日军的战史做得出色。
其实，日军的军史中有很多地方偷工减料，瞒天过海，这一点打过仗的日本兵都有体会。
▲ 曾在战争中担任机枪手的漫画家斋藤邦雄作品——他所见到的日军如何在战报中虚夸战果，隐瞒败仗以粉饰所谓武功
尽管如此，日军战史在描述作战细节时十分详细，甚至可以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出不同部队的作战风格。
在日军村上大队大队史中，有这样一段对于战场的描述。当时，八路军刚刚在一个叫做国练的小村围歼了上田大队第二中队（森中队），日军大部队便赶来增援。形势紧迫，八路军连烈士的遗体都未及收容便不得不边打边撤，退出战场。写作这段战史的日军中尉大宇安智一下汽车便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远远看到的是右侧的河滩地，上面有点点的黑点。细看，才发现是战死的八路军骑兵和战马。他们的遗体数量很多，人马倒下的方向都指向左侧的国练村。向左前进，看到的是一条公路，地面上是相互枕籍的双方阵亡者。
顺着倒伏的遗体前进，便是冒着黑烟的村庄。越靠近村庄，日本兵尸体的数量越多。前进的终点是一座已经烧掉半边的二层楼，森中队最后的战斗之地。八路军用火攻烧掉了这座建筑，当我们登上残存的二楼平台时，看到地面上镶嵌着烧熔的军刀刀鞘残骸，那是在此切腹自杀的日军将校留下的……”
尽管讲述简单平实，一场惨烈战斗的经过已经呼之欲出。这一点与我军军史中动辄“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拼刺刀，刺刀拼断了就搬起石头打击敌人，最后……”的描述形成了对比，这样的描绘，你用在打鬼子上可以，打老蒋也可以，八路军身上可以，用在新四军身上也行，国军……也没问题，但你说它是宣传材料没问题，说它是战史，未免有些过分。
国练村一仗也是一二零师打的，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开国上将）指挥的经典之战。
一二零师，脱胎于红二方面军，有着独特的战斗作风。一二零师师长贺龙被日军称为“花和尚鲁智深贺龙”，有人说什么样的指挥官带什么样的部队，这一条在一二零师的战斗中有着充分体验。
这支部队作战的特点是很少打咬一口就走的便宜仗，专打硬仗，一上手便是死磕，打起来斩关夺隘，你死我活。国练村这一仗，这种以命换命的战斗作风清晰可见。
在飞狐口的战斗中，日军的记录也不乏这种“夸大匪势”之处，硬说遭到了两千八路军的伏击。
▲ 图中从左至右为七一七团参谋长左齐，团长刘转连，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拍摄于1938年中
要真有两千人，我刘转子打他一个运输队还用这么费劲吗？
三五九旅的风格也是典型的一二零师风格，因此，在飞狐口伏击战中，刘转连团长也是以全歼日军为目的进行的部署。
▲ 今天飞狐口战斗的战场已经被穿山公路所破坏，不复当年的旧观
说飞狐口之战是一个袖珍的平型关之战，是有道理的——两战的指挥员都因为兵力不足而选择了单面的埋伏。刘转连把七一七团的主力五个步兵连放在了左侧这座倾斜角四十五度的山坡顶部，另外在明铺村里放了一个连，右侧则未放一兵一卒。这和林彪在平型关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一一五师当时也把所有的兵力部署在了关沟的北侧山上。
刘转林做这样的选择，有着清晰的思路和作战计划。
当地的地形是这样的——日军修筑的战备公路从飞狐峪南口穿出，到明铺村有四五百米的距离。
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盆地，从明铺村的方向面向北看过去，公路右侧（东）的盆地部分面积较小，正对着东侧一字形的山麓，而公路左侧（西）的盆地部分面积较大——日军公路是依穿越飞狐峪的旧飞狐水河道而建，这里是一片多年冲积的河滩地，既无险可守，满是鹅卵石的河滩又没法挖工事，这里是所谓的兵家死地。它的东侧边缘则是一片将近九十度的峭壁。
八路军在盆地中央的公路上埋设了地雷，这块盆地便是给田原部队准备的葬身之地。
七一七团的兵力部署中，主要的作战部队包括一面坚盾、一口快刀和一张大网——出了飞狐峪，到涞源一线地势相对平坦，预料日军中伏之后，其主力必然拼死向涞源方向突围。因此，刘转连在明铺村摆了全团最精锐的一连，这面盾牌要死死顶住敌军的猛攻，硬将其关在盆地之中。
与此同时，作为快刀的二连，则会从左侧山顶直接切向日军退回蔚县的飞狐峪谷口，斩断日军回撤的道路。
这一刀一盾将日军关在盆地中后，整个第二营三个连将如天网一般从山顶直扑下来发动总攻，一边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用火力杀伤敌军，一边和敌军进入白刃战，用刺刀最后解决战斗——我军在火力上不占优势，最能发挥人数优势的便是白刃战。
▲ 战争初期，八路军乃至整个中国军队拼刺技术都不及日军，但仍把白刃战视为重要歼敌手段——否则人数优势更无从发挥
一营的最后一个连放在左侧山脊上继续执行火力掩护任务，并充当整个战斗的预备队。
刘转连和左齐经过讨论，预料日军最终会被赶到公路东侧，如果他们试图往山上爬，会变成活靶子，如果他们就地顽抗，依旧是活靶子。
关键要看明铺能不能顶得住，二营能不能杀穿敌军的阵型。
经过商量，在场三个团级干部中，团长刘转连亲自指挥一连在明铺村阻敌，参谋长左齐坐镇战场西侧峰顶，指挥对敌军的攻击，团政委晏福生因为在红军时期失去一臂，不适合直接参加战斗，负责指挥预备队。
至于七一七团没有到达战场的三营和团部直属连，则奉命阻敌增援。南线涞源敌军可能来援，明铺以南地势不利于阻击，由三营一个主力营承担（据说由副团长周俭廉指挥），北线蔚县、广灵敌军虽多，但飞狐峪地形崎岖，谅其不敢深入，故只留团部直属连警戒。
九点钟，日军的汽车队姗姗来迟，终于从飞狐峪的谷口探出头来。然而，眼看就要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却在谷口停了下来。一辆辆满载的大卡车拉近距离停在了路面上，日军纷纷下车，动作十分警惕，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的味道。
08
在关于此战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双方战斗开始时的情况——
“11月17日拂晓，远处传来汽车马达的声音，有35辆满载日本兵和军火物资的汽车，顺沟底公路行驶过来。汽车进入我军伏击圈后，地雷爆炸、汽车起火，敌人死伤一片，大乱了!寂静的山谷顿时变成沸腾的战场！”
除了时间以外，其他的内容对我们还原此战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时间也有问题，上午九点怎么也不能被称作拂晓吧）。
在我方的各篇回忆文章中，描述消灭日军的汽车数字也不相同，有24、35、38等几个不同记录，和日军记录也不相同。这给我们了解战斗的真实经过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不过，后来发现有些数字背后颇有玄机，隐藏着我们看不到的历史真相。
团参谋长左齐在他的日记中，对此的描述要详尽得多。左凌大姐转述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鬼子出谷口就不动窝了，估计是也怕咱们埋伏他。这时候山上山下的八路军都没有动。预先安排好了，等山下鬼子的汽车压上地雷，刘转连团长他们在明铺村先打响，所有部队以他的行动为准跟着打。
现在鬼子离着地雷还有几十米不动了，刘团长也没动，他可能是想着敌人还没都进伏击圈，等鬼子麻痹大意了，继续往前走，都进了伏击圈，我们再收拾他。他不动，我父亲他们当然也不动了。
哎，等着等着，看鬼子派出了一个班的步兵，挑着一面膏药旗，一边搜索一边往明铺村前进，过来了。他们本来也没发现什么。到了村口有道矮墙，在那个墙根底下，有个鬼子官儿忽然看到不知道哪个战士丢在那儿的一顶帽子，马上哇哇怪叫起来，而且掉头往回跑，正好踩中了地雷。这时候，刘转连团长指挥的一连开火了……”
这个描述是经得起考验的，日军的一一零联队联队史中，有着类似的记载，还记着这个“哇哇怪叫”的鬼子名叫武田正一，是个伍长。
由于战败的原因，不是每个日军部队都留下了战史，比如田原所在的一一零师团辎重队便没有找到什么可靠的作战记录，只能从其他部队的记录，包括给田原传造少佐叙勋抚恤的文档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一一零步兵联队的联队史十分详尽，特别是其中有一篇出自原第八中队长江小队的日军士官丸山登美治的回忆文章，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三宅护送队一行覆灭的经过。
丸山是三宅的冈山老乡，这里是日本九州南部的山区，民风骠悍，这里出身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被视为骄横善战的难缠之师。
这篇名为《啊，三宅队的最后——第八中队在明铺村的战斗》的战史，收集了此战幸存日军的各种证言，可以算是日军方面对此战的一手材料。
在丸山的战史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双方战斗开始情景的——
“从这里（北口村）开始，是铺满砾石的山路，蜿蜒于谷底之中。道路忽而呈‘く’字形，忽而又呈‘へ’字形，曲曲弯弯。两侧则是高达百米，如屏风般屹立的山峰。在绝壁间前进了十公里，便到达了明铺村前，这里左侧一方略为宽敞。
正在车辆渐渐开出谷口，进入开阔地带时，那个向导（北口村自警团那个牲口被炸的伪工作员）忽然指着前面大喊起来——‘就是那里，就是那里。’三宅少尉下令车队停下，然后（用望远镜）朝前方路面上眺望。只见路面上残留着一个大坑，周围还散落着牲畜的尸体碎块。
由此来看，可能有敌军隐蔽在附近。思索片刻后，三宅少尉将武田正一伍长唤来，令他率领一个分队对前方的明铺村进行侦察，同时提醒他这一带可能敷设有地雷，必须充分加以小心。”
显然，三宅等日军指挥官也摸不准八路军这一次是来骚扰还是来打埋伏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布设了地雷，人员早已撤离。日军大约认为骚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无疑会和附近的驻军联系一下，求得增援。
“武田伍长指挥的这个分队，包括一等兵石黑二，上等兵西原久雄、安田良雄、大枝静雄，他们一边观察一边逼近村口，小心翼翼地窥伺村子（明铺）里的动静。
周围一片寂静，村子里看不到有居民生活的迹象，他们又开始行动，似乎朝前走了五六步，这时，（后方的日军）忽然听到了轰然一声巨响，武田伍长等人的身体顿时被炸得飞上了半空，他们踩中了（八路军）预先埋好的地雷，壮烈战死。唯一受伤未死的是安田上等兵，他的右腿被炸断，负了重伤。
这一声爆炸仿佛是信号，村子里埋伏的敌军立即同时猛烈射击起来。不仅是村子，周围山顶棱线上的敌军也一起现身，发起攻击，此时，正是九点刚过。”
埋伏在明铺村的一个连率先杀出，迎着日军猛扑过来——刘转连团长注意到日军主力距离明铺村还有几百米距离，他下令贴上去，彻底封死敌军的机动空间。
几乎是与此同时，日军竟然也迎着刘转连的一连迎头杀来，其首车上架着一挺机枪，一面疯狂地扫射着，一面朝八路军的战线冲了过来，已经下车的日军跟在车后也边射击边跟随车辆发起了冲锋。
在日军的抚恤档案中，我们发现，这一路日军中军衔最高的田原少佐，并不是辎重兵出身，而是一名骑兵出身的军官，也许这种出身使他在遭到袭击的瞬间没有选择防守，而是发起了进攻！
他选择进攻的方向便是明铺，试图从这里撕开八路军的重围，带领车队突向目的地涞源。
田原对日军“无坚不摧”的攻击力十分自信，但现实狠狠给了他一个教训——左齐参谋长布置的地雷并不是仅仅一颗，日军的首车尽管开下公路仍然压上了一颗，剧烈的爆炸将整个驾驶楼变成了一个大火炬。跟随冲锋的日军车辆也有的随之中雷。意识到前方是雷区，日军被迫就地卧倒，开始和刘转连的一连对射。
左齐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一幕——
“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挥着战刀把鬼子赶上卡车，车辆开足马力，向前猛冲，企图冲出我军的封锁线。但前导车刚进村口就压上了地雷，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领头的几辆被炸翻在公路上，后面冲上来的三十多辆车子，被炸翻的车辆堵塞起来，进不得也退不得，鬼子纷纷跳下车来。”
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便是田原传造少佐。
▲ 独家——左凌大姐所藏手绘飞狐口之战示意图
一连也没能取得完全的优势。一连是七一七团的基准连，为了阻止日军强攻明铺，刘转连团长在一连集中了六挺轻机枪，堪称火力强劲。但老八路会告诉你，1942年前的老鬼子个个都是神枪手，而我军使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射击时姿态稍高。双方隔着地雷阵的对射结果是八路军的机枪手上去一个被打掉一个，这面盾牌打得牺牲很大。
但在一连的顽强抵抗之下，田原少佐很快就攻不动了，他的后队遭到八路军猛烈的攻击。七一七团遇伏的那口刀动了——一营营长何家产（1977年牺牲，开国大校）亲自带第二连从山坡上猛扑下来，和盐见少尉指挥的日军后卫部队撞在了一起。
何家产是出身红六军团的一员猛将，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仅是打下山口，而且要守住这里，所以他指挥部队不顾日军车队方向射来的子弹，从山坡上飞奔而下，一直冲到距敌三十多米的时候，才投出了第一排手榴弹，而后双方的前锋便撞击在了一起。这里是此战中最早发生白刃战的地方。
战斗刚一打响，一刀一盾便打得血火飞迸，但指挥主力的左齐参谋长并没有立即指挥二营冲下去。
他觉察到日军的兵力似乎与最初的推测有些不符——从山坡上看下去，日军的兵力，怕不有二三百名？这就意味着八路军并没有预期的十倍兵力优势，原有的作战计划必须作出调整。
撤吗？怎么可能？既然已经狭路相逢，那就唯有亮剑！
不过，亮剑并不意味着死打硬拼。左齐敏锐地注意到，由于道路狭窄，日军在前后能够投入的兵力有限，大量日军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还在公路上茫然地等待命令，而八路军所在的山坡上看下去，日军正在射击范围之内，全无遮拦，八路军的手榴弹可以直丢进日军中去，但日军的手榴弹却根本扔不上来。
于是，左齐下令山坡上的二营和一营的一个连立即展开全部火力，不惜把子弹打光，最大限度地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向日军发起冲锋。
《啊，三宅队的最后》一文中如是描述——“捷克式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在友军的前后左右炸裂……”
但日军的反击也同样迅速而犀利。
长城小站的大鹰在《八路军飞狐峪-明铺战斗历史随笔》中根据战斗简报写道：
“日军指挥官临危不慌，在受到袭击之后很快回过神来，并准确判断了八路军团指挥所的位置，组织的反冲击见效，竟然在200-300米距离使用步枪、机枪利用仰射打掉重要团指挥员，使八路军团指挥所陷入一定程度混乱。”
大鹰说得非常准确，这个“重要团指挥员”，便是在飞狐峪口200高地指挥作战的左齐参谋长。
09
▲ 独臂将军左齐，萨此前从未见过笑得如此灿烂的伤残军人
左齐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口中颇为润泽，他感觉到那是蛋花汤的味道。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老乡正用勺舀着罐子里的汤，一点一点给他润着嘴唇。
“老百姓不知道怎么能让我活下来，动委会的张敬先让他们拿水给我润着喉咙，老乡就把鸡蛋打在汤里，那是他们当时最好的东西了……”左齐对女儿讲。
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蔚县抗日政府出动的民工用担架抬着左齐等伤员先向北走，没走多远遭遇了前来增援的日军，他们再掉头向南，依靠对地形的熟悉，把所有的伤员都抬了出来。左齐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
左齐是在战斗开始后不久负伤的。
应该说，这之前他的指挥十分有效，整个战场可以说是个新月形河滩地。长约800至1000米，最宽处约200至300米，四周都不是直线。南北端有拐弯，可以顶着打。山西灵丘、广陵的邵家庄、张家湾伏击战战场地形也大同小异，多数是两边山坡，中间干河滩，两端带拐弯，附近有小村，既能封起来打，又便于藏兵和撤退。这样一个战场，几乎所有日军都在中国军队的射击范围内。
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猛烈火力打击的过程中死伤惨重，尤其是那些缺乏武装的日本司机开始四处乱跑，使日军的战线出现动摇。有八路军看到，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从明铺村方向往回跑，连砍倒了两个乱跑的人员，日军才开始有组织的反击。
这可能有一点点误解，我们经常看到电影里面日本军官动辄把士兵砍翻来稳定军心，这主要是出于对军国主义之野蛮的刻画。实战中，在中国战场日军人员本来便不足，通常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法，日军军官常用一个类似的动作来解决问题——用战刀的刀背砍缺乏勇气的部下，以疼痛刺激其斗志。推测八路军看到的便是这种情景。
日军一开始有组织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损失便直线上升。在三宅少尉的指挥下，日军的炮兵也开始对山坡上发炮射击。如果说这一战日军中有所谓“战斗英雄”的话，那可能就得算这个三宅积男了。
三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在西庄、八里庄、平地等地多次率所部与中国军队交手，被认为是一一零联队最有前途的青年军官之一。
在我们掌握的日军史料中，有一份“永ハ作战第109号命令”，发布于1938年9月18日，便是关于这个三宅的，内容是“三宅少尉即日起作为指挥官，率所属小队及辎重一一零联队第三中队的半个小队，20日自保定乘火车前往宣化，接受常冈部队长的指挥，负责蔚县-涞源间运输工作的警护任务。”
这也是他出现在飞狐口战场的原因。三宅作战凶狠，只是对部下管束松懈，暴行不断，因此在他出发前往宣化的时候，一一零师团的参谋中原大尉专门在车站上找他谈话，特意要求他“至少在其他部队面前”要充分注意军纪。
田原部队毕竟是辎重兵，虽然训练有素，但战斗经验不足，因此打响的时候有短时间的慌乱。但三宅的部下都是已经参加战斗一年多的正规步兵，而且多次在这条公路上和中国军队交手，战斗力强，经验丰富，所以给八路军造成的威胁也最大。
《啊，三宅队的最后》一文中如是描述开战后三宅所部的反应——
“勇悍的三宅队也被迫到了谷底，处于最不利的作战位置。（三宅小队）还活着的四十二名日本兵立即开始迎战。面对两千名冲上来的敌军，他们并未胆怯，仍以必胜之念发动反击，担任指挥官的三宅少尉也从腰间拔出手枪投入了战斗。”
“看到最信任的部下在眼前战死，三宅队长怒火中烧，立即下令‘迫击炮下车’。迫击炮原来放置在第四辆车上，这时被迅速抬下来，炮手平松武夫一等兵开始对山上的中国军阵地开炮。可惜的是，只打了三发，炮击便停止了。”
日军停止炮击，是因为炮手平松武夫被一枪击毙——左齐参谋长发现了日军的这个重要火力点，立即命令身边几名早已做好准备的神枪手，专门追着日军的炮手打！
这个神枪手战术一举打掉了日军威胁最大的火力点，平松的预备炮手上前企图射击，又被一枪打倒。
然而，仅仅这三发炮弹，已经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三宅战斗经验丰富，一眼便看出八路军在明铺方向的阻击阵地坚不可摧，唯一的逃生之路便是退回飞狐峪向蔚县靠拢。所以，日军的炮弹全部砸在了正扑向盐见小队的第二连，令人惊奇的是日军的迫击炮居然打出了直瞄火炮的水准，第三发炮弹正中一营的指挥所，营长何家产双腿都被炸断！
▲ 何家产，甲等残废军人，却在双腿接骨成功后担任骑兵第七师师长，中印自卫反击战我军西部前指的司令员兼政委，1977年不幸在福州军区参谋长任上以身殉职
此时，第二连与日军后卫部队的恶战正在最关键的时刻，日军死死扼住谷口，依托手榴弹和严格的近战战术硬是把二连顶住了。这个关键时刻，八路军的后方的火力支援却没有跟上，一直为二连提供火力掩护的重机枪忽然停止了射击。
眼看功亏一篑，曾六次负伤的何家产“凶性大发”，指着附近老百姓扔的一个箩筐，让部下把他装进去抬着继续指挥战斗。看到营长如此死战，已经伤亡过半的二连士气大振，又硬生生一步步将日军压向谷口。
这时，如果从更高的地方俯瞰战场，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必须尽快给何家产派出一支援军。此时，南线的明铺双方打成了顶牛，一时谁也推不动谁，中段八路军和日军的对射在以命换命，双方的人数以肉眼可辨的速度缩减下去，但战斗最激烈的便是北端谷口。
由于日军数量比预期的多，这里中日两军的对比只有大约二比一，从进攻战来说这可不是一个乐观的数字，何况二连在冲下山的过程中已经伤亡惨重。不派援军，就算二连能够攻下谷口，又怎么受得住？
没有及时派出援军的原因并不是指挥部的失误，而是这时候八路军的指挥正经历大鹰所说的“陷入一定程度混乱”——参谋长左齐中弹负伤。
左齐负伤的原因，正是那挺停止射击的重机枪。
由于是山地作战，而且没有现代运输工具，七一七团设伏时不得不尽量减少重武器的携带——作为火力支撑点的重机枪，便只带了这么一挺，却偏偏在战斗中出了问题，机枪手满头大汗却无法排除故障。
▲ 从日军遇伏位置看左齐所在的200高地团指挥所，从实地看比手绘地图上所标靠北一些，更接近二连攻击的四十里峪出口
重机枪出故障时，左齐正在指挥全军准备发起冲锋，这个时候没了重机枪的掩护，显然会造成官兵的更大伤亡。发现重机枪忽然不响，性急的左齐连忙跳进机枪掩体，亲自操作，很快排除了故障——左齐在红军时代便是使用机枪的高手，曾在长征途中组织步机枪联合射击，击落了国民党空军的一架637号侦察轰炸机（飞行员沈瀛、韦淳杰）。
可就在他排除机枪故障后刚刚一直腰的瞬间，日军连续两发子弹几乎同时击中了他的右臂，左齐当即摔倒在阵地上。
原来，我军在用神枪手射击日军的炮手和指挥官，日军也在寻找我军的指挥人员。同为东方军队，双方的战术几乎是一致的——就在一分钟前，日军护卫队长三宅刚刚用望远镜锁定了左齐的目标，指挥他的部下一等兵大森和另一名日军同时对左齐开了枪。
几乎就在左齐中弹的一瞬间，大森也被八路军的神枪手一枪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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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发两中，左齐中弹的位置，离三宅所在的地点大约二百到三百米，在这个距离上仰射山顶目标，日本兵精确的射术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与此同时，日军的狙击兵大森也被我方命中，展示了中国军队神枪手的风采——七一七团是红六军团的骨血，1938年时一半以上的长征老兵，堪称劲旅。
中日双方神枪手的较量，在历次战斗中屡屡发生。最著名的大约便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小说《铁道游击队》中老洪的原型）的死。当时铁道游击队在从黄埠转移途中，由于目睹日军扫荡中残酷的烧杀抢掠，使洪振海义愤填膺，违反转移计划，率部在微山县东老运河南堤与日军讨伐队硬拼起来。
电影《铁道游击队》曾经描述过这个情节，是政委李正在最后时刻强行将部队拖离战场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实战中铁道游击队的撤退却不是因为政委的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深孚众望大队长洪振海战死沙场。
激战中日军的机枪火力十分凶猛，压得大多数使用短枪的铁道游击队队员难以招架，情况十分被动。见此情况，洪振海提了一杆步枪，试图打掉日军的机枪。他是鲁西闻名的神枪手，果然一枪将敌机枪手击毙，但几乎同时他也被日军打来的子弹命中，当即阵亡。
▲ 按照日军的标准战术，机枪手身边必配一名枪法极佳的士兵担任掩护，专门保护机枪手不受伤害，洪振海应该就是因此牺牲
和欧洲战场不同，中日之间十四年的战争中，并没有发展出明确的狙击兵兵种。但由于亚洲陆战战场的火力水平有限，尚不及一战欧洲西线的水准，中日双方都非常重视以精准打击代替面火力覆盖的狙击战术。
日军实行精兵政策，新兵平均要打三千发以上，关东军对新兵的射击考试是两百米以外打“铜泡”，即军装纽扣。这种对中国军队来说近似变态的训练水平，再加上八百米距离上保持极高精度的三八式步枪，使日军士兵几乎个个都具备狙击手的素质。老乡形容：
“小鬼子只要蹲下瞄准，那人就没跑。”
和日军的神枪手用子弹喂出来不同，训练水平无法和日军相比，中国军队的神枪手几乎都是通过自然淘汰锻打出来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使一些具有射击天赋的中国军人在血战中脱颖而出，而庞大的兵员基数则使每个部队在优胜劣汰之后都能有一些这样的精兵悍卒。于是，围绕着他们组织的神枪手战术便也应运而生。
被日军称为“神行太保”的罗炳辉将军当年便是军阀部队中的一个神枪手，每逢作战，长官便安排一个班的士兵为他装子弹递枪，他这个射击点的威力便不亚于一挺重机枪了。
飞狐口之战八路军的神枪手先击毙日军炮手，后击伤对方的狙击兵，唯一的遗憾是几次打那个戴眼镜的日军指挥官，这个家伙却仿佛如有神助，每次都间不容发地避开了致命的打击。而八路军神枪手的战绩此后还在扩展，不仅止步于此。
两颗子弹打断了左齐的右臂，也打断了肱动脉，鲜血喷射而出。卫生队长李华清试图用急救包为其止血却全无用处。
他的负伤的确给部队指挥带来了短暂的混乱，而这时反应极快的日军已经迅速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凶悍的“吉备武士（日军对冈山籍士兵的美称）”在田原少佐的指挥下，不顾兵力上的差距，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山上发起了反冲锋！有八路军战士看到，那些日本司机纷纷拾起战死日军士兵尸体上的武器，朝我军阵地射击——他们本来便是日军中的“在乡军人”，预备役人员，拿起枪就是合格的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