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名字网那些年，大家一起漫步在未名湖畔，谈着理想、聊着八卦，澄澈的湖水、与煦的晚风、迷人的月色，停驻了多少流连忘返的目光，见证了多少刻骨铭心的时刻，一幕幕终身难忘的记忆在此沉淀。（少侠在此默默慨叹一分钟……）但是，这让无数世人为之给往，承载着全部北大人灵魂寄托的悠悠湖水，她的前世今生究竟怎么？
其实，未名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康熙年间。有清一代，由于紫禁城为了防火所筑的高高的宫墙让生活在那里并不舒适。于是清朝的皇帝们便寻思着在郊外修建一处既可治国理政、又可诗意栖居的地方，康熙皇帝在明代清华园的遗址上修建了畅春园。既然皇帝都搬过去了，大臣们自不必说，于是乎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周边赏赐向王公贵胄们大量的土地，以让他们修建自己的宅院。当时，一品大员（等于于宰相）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所赐之地位于畅春园的东北角，正是今天未名湖及其周边的地方，由著名画家、园林建筑师叶洮设计建造，名为自怡园，又称相国园。建成之后，明珠的二儿子、纳兰性德的弟弟纳兰揆叙一直居住在此。
后来，因为明珠与索额图的党争以及牵涉到皇子皇位的争夺，康熙皇帝痛心之余龙颜大怒，罢免了明珠的官职。在雍正二年，纳兰揆叙被追加依附胤禩（康熙皇帝第八子）之罪，自怡园也被罚没。自此之后自怡园便荒废了，不仅名字很少见于记载，而且故址久而久之也无人问津。后来，当这块地方再次出今年人们的视野中时，已经变成了淑春园，淑春园的正式官方记载最早出今年乾隆二十八年的《清会典事例》中。
淑春园与周边皇家园林分布图（图片来源：侯仁之《燕园史话》）
乾隆皇帝承袭大统后便大兴土木，在圆明园的东侧修建了长春园（乾隆十六年大致完工），并且将绮春园并入圆明园（乾隆三十四年将春与园并入），圆明三园的格局最终建立。如此庞大的园林需要有充足的水源供应，于是乾隆皇帝一方面扩大瓮山泊为昆明湖，引来玉泉山的水汇聚其中，另一方面又修建石渠将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香山的泉水导引汇流而下，补充玉泉山的水量。丰沛的水源为大臣们在圆明园周围修建自家的园林创造了条件。后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淑春园的命运。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与珅调任吏部尚书（等于于中组部部长）协办大学士，第二年乾隆皇帝便将淑春园赐向了他。与珅是最强伶俐的壹个人，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花钱如流水，与珅就想出各种法子向主子广开财路，当然自己也从中捞了不少，弄来了两亿两白银的家当。于是，淑春园自然迎来了她最鼎盛的时代，园中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许多景致甚至足以跟皇家的圆明园相媲美。你还记得马戛尔尼吧？就是那个带着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拒不下跪的那人，当时他的随团画家为淑春园中的画舫留下了珍贵的写生。画舫即是今年的石舫。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皇帝驾崩，与珅被抄家、入狱、赐死。在查抄与珅家产的奏折中，关于淑春园的记载有：“全园房屋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三百五十七间。”在列数与珅二十大罪状的奏折中，更有“其园寓点缀，竟和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的字眼。这里所说的蓬岛瑶台就是未名湖中的湖心岛。淑春园的繁华如昙花一现，她的命运随着与珅的倒台而日渐凋零。与珅死后，淑春园被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西边的部分向了乾隆皇帝生前最宠爱的小女儿十公主（与孝公主，其丈夫是与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而东边则向了成亲王永瑆（乾隆皇帝的十六阿哥）。后来，成亲王和与孝公主先后去世。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时候，淑春园收归内务府管理，日渐荒圮。后来到了道光末年，淑春园旧址被赐向了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睿”字的满语发音为“墨尔根”，从此这里也被老百姓称作“墨尔根园”。
咸丰十年（1860年），马戛尔尼的孙子小马戛尔尼带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近在毗邻的“墨尔根园”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后，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介于1873-1874年之间）时，甚至还从这里拆运过建筑材料。光绪七年（1881年），蔚秀园主人、咸丰皇帝的异母弟弟奕譞，就是那个挪用海军军费向慈禧太后修颐与园的人，站在篓兜桥（原址在现北京大学西门前，后来被填成了马路）上隔墙远眺园中景象时，曾留下诗句“不堪一抹颓墙外，偏见临风待月楼”，当时批注临风待月楼“为与相（即与珅）筑”可见，与珅时期的亭台楼阁已经所剩无几了。临风待月楼就是如今未名湖南岸临湖轩所在的地方。
燕京大学旧影（图片来源：耶鲁大学图书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临风待月楼与旁边的慈济寺也在西郊诸园的劫掠中彻底被毁，慈济寺只剩下孤零零壹个山门。清朝末年，睿王仁寿的后代德七继承了墨尔根园，无以生计的他只能变卖残余房子的木料，并招来佃户耕种园中的水田与旱地。民国初年，曾担任过陕西督军（等于于陕西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的陈树藩花费两万银元买下了这个园子，改称肄勤农园；后来又以六万银元的高价转向了燕京大学。
民国十年（1921年），司徒雷登聘请了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颇有造诣的建筑师亨利·墨菲做校园规划，墨菲将未名湖、主楼、西门形成了一条直指西边玉泉山的轴线。在未名湖的东南岸，修建了一座水塔。因为通州原来是燕京大学前身之一的协与大学所在地，所以这座水塔便仿造了通州燃灯塔的造型。为了纪念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 Porter）的家族对学校发展做出的贡献，这座水塔被命名为“博雅”塔。校园中还有许多地方都以这样的方法进行了命名，但未名湖因为太美了，美到众口难调，谁都不愿意让步。到最后，钱穆老先生干脆说：“既然都不满意，那不如就叫她‘未名’吧。”这便有了大家今年的未名湖。
有奖竞猜：你了解这张照片是从哪里，在哪里个角度拍摄的吗？
（赠品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燕园文物、古迹和历史》一本）
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应邀进入燕京大学任教。一天，燕大监督司徒雷登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招待新同事。司徒雷登名为监督，实则燕大校务全由他一人主持，教学部规定校长必须任用中国人，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司徒雷登问我们到校后的印象，钱穆直言不讳地说，传闻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今年看来不是这样，进入校门就看见“M”楼、“S”楼（以美国捐资人姓名首字母命名），这是啥子意思？哪有啥子中国化？应该用中国名称才对。满座默然。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于是，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佳，我们竞相命名，但都不满意，最后干脆起名“未名湖”。
北大校园里的一泓湖水从此有了“未名湖”的雅称，未名湖也因北大的丰富文化底蕴及众多才子佳人的咏吟与播撒而闻名：北大未名俨然已经难舍难分了。
但“未名”之取源与命意，则鲜有论及。本文作者从《管锥编》“全晋文卷一零五”中“未名若无”条中略考之如下，以俟通家正之：
“未名若无”条从木华《海赋》“将世之所收者常闻，所未名者若无”一句中，拈出“未名若无”四字以申“名实之辩”，钱锺书先生以为“殊具义理。”由此，他展开说：世间事物多有名而无实，人情每因名之既有而附会实之非无，遂孳慎思明辨者所谓虚构存在。关于名和实这个古代哲学命题，历来在学界有论争，从先秦到魏晋，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名辩思潮，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与逻辑的发展。这是“未名若无”这句话在木华此篇中出现的哲学背景。
木华《海赋》，可谓孤篇称雄于西晋，其中“未名若无”一句，实际是对这种论争的一种思想告白。联系《海赋》下文“且稀世之所闻，恶审其名？”用今日的语言进行解读，大家似能略窥魏晋我们对名实之争的观点。“把世上已经收藏的知名珍宝全都罗列出来，也赶不上大海中说不出明目的奇珍异宝。况且那些珍稀之物闻所未闻，谁能弄清楚它们的名称？”木华的告白，在于知实而不（必）知名。对于现实存在的美，有没有名称并不重要。
再看钱锺书先生论名实的下一段：然苟有实而尚“未名”，则虽有而“若无”（这是一种心理感觉）；因无名号则不落言说，不落言说则难入思维，名言未得，心知莫施。故老子曰：有名万物之母；欧阳建《言尽意论》曰：名不辨物，则鑑识不显；西方博物学家亦曰：倘不知名，即不辨物，盖心知之需名，犹手工之需器也。
此段还原由“实”而言“名”之进程，强调“名”之重要。正是名实之辩的另一种思想告白：即知“名”而不知“实”。钱锺书先生从木华“未名若无”一句中反推“名”对“实”的重要性，“犹手工之需器也”。对于“知实而不知名”，钱锺书持有何种观点，大家不好妄断，但“木赋此句可以为例”的结语，差可看出钱锺书先生的名实观。与王夫之将两种观点结合起来，以求得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名实统一的做法，钱氏在学术观点上的率性与坚定，于此可见一斑。
从“名实”之争回到“未名湖”起名的现实。1930年，钱穆为燕京大学一湖定名“未名”，并未延展阐释起名之所得来与命意，但以钱穆的博雅通识，木华此赋以及中国哲学史上的“名实”之争，当是了然于胸的。从他定名“未名”来看，钱穆本人似乎更倾给于“知实而不（必）知名”，对此，他没有公布解释，在作品中也没有只言提及，“未名湖”起名之所得来与命意，于此就成了壹个不甚了了的谜团。
这个谜团隔了30多年后，经由钱锺书写作《管锥编》而被揭开。
《管锥编》一书大约写作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按照时间推算，其中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三七则，当约略完稿于70年代前后。1966年，钱穆从香港转到台湾定居，和大陆从此隔海而成陌路。钱锺书反观大陆文化大革命这个政治环境对读书人的深刻影响，再联想到钱穆当年为“未名湖”定名的往事，从木华《海赋》中拈出“未名若无”这句，不单申说自己的学术观点，其间深意，隐然有故人故时之思与自己难以明言的书生襟怀、时局幽愤。
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关于二钱的交集与在学术问题上的差别，对于考证钱穆起名“未名湖”然后钱锺书阐释“未名若无”有所裨益。二钱皆出于无锡钱氏望族，此点无疑。钱穆和钱锺书父亲钱基博交往素厚，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记录说钱穆经钱基博说明到师范教书，由此跟钱基博成为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纪大概在钱基博和钱钟书之间，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钱锺书大15岁。钱穆和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锺书尊称钱穆为叔父。
父命不能违，但钱锺书内心高傲，似乎并不认同这样的辈分指定。当年钱锺书以父亲之名，为钱穆的《国学大纲》序言代笔，已经在钱穆面前示以平辈身份，此为文坛佳话，但也足见钱锺书对这个辈分的不认同。后来，钱穆与钱锺书又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成为同族而兼同事关系。因此，这种同事关系，在学术问题上自然不必为尊者讳，1970年代，钱锺书在写作《管锥编》时，绝非毫无意识地从木华《海赋》中拈出“未名若无”来考证发凡，实有在学术上与同族钱穆一争短长的书生意气在内。是故，他坚持自己“知名而不知实”的观点，并藉由“未名若无”这句话来反推钱穆“知实而不知名”观点的谬误，但对于钱穆为“未名湖”起名的好坏，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并未明言，这个考证“未名湖”起名之所源以及命意的机会，就像一道幽微的光亮，只让少数人通过学术的曲径得以发现。
由此，抛开“名实论争”与二钱的学术差别，钱穆公为“未名湖”起名大约有以下三重命意存焉：
其一，以“未名”命湖，大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功效，其不落言筌，未名而之有名，名可名，特别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正如无字碑的效果，一切留待后人评说。钱穆于谦逊中不解释起名之所源，是有道理的。好在从今日的实际效果来看，“未名湖”之有名，庶几达到了钱公的初衷；
其二，以“未名”命湖，是藉此强调钱穆的名实观点，是“知实而不（必）知名”，对于现实存在的美，有没有名称并不重要。
其三，以“未名”命湖，是以湖喻海，钱穆寄望北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以多元文化孕育更多人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将北大校训中定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是继承钱穆公思想之余脉。
既此，关于未名湖起名之所源的新考，如果没有“过度解读”、“牵强附会”的嫌疑的话，那么“未名”中所蕴含的“名实”哲学观，在今日从头品读先贤我们以湖喻海、期以兼容并包的人文寄托，恰是百年学府乃至中国学人所需薪火传承的精神内核。
注：文中大部分材料来自北京大学地理系泰斗级角色，也即少侠的师爷侯仁之老先生的著作《燕园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何晋老师的新作《燕园文物、古迹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亦对文本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