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眼里的大师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陈寅恪、金岳霖、刘文典、雷海宗、汤用彤、梅贻琦、潘光旦、张奚若、吴大猷、曾昭抡、蔡方荫等知名的学术大师，这些人都曾在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供职，《联大教授》一书中的47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学术大师博大精深的学问、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平实坦荡的人格。值得一提的是，这47篇文章的作者，也多数是各有专长、影响深远的学术大师，如郑天挺、李广田、朱德熙、冯友兰、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费孝通、汪曾祺，他们这些西南联大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用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文章，更真实更生动更感人。
那么，大师眼里的大师究竟是什么样呢？
（梅贻琦）
在郑天挺眼里，以清华校长身份实际管理联大事务的梅贻琦是真正的君子，他生活相当朴素，一年四季就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1941年7月，梅贻琦、罗常培和郑天挺三人出差准备从成都转重庆回昆明，为给公家节约两百多元，将已经联系好的飞机票推掉，而搭乘邮政汽车。梅校长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和大家商量着办，从不疾言愠色。梅先生对下一代关心备至，做事细致有条理。他和儿子梅祖彦同住一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门，“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梅先生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后再饮，从来不醉。
（朱自清一家）
在李广田眼里，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先生为人处世坦白诚挚，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他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凡是公家的东西，他决不许别人乱用，即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学校在他大门前存了几车沙土，大概是为修墙或铺路用的，他的小女儿要取一点去玩玩，他说不许，因为那是公家的。闻一多先生遗著的编辑，自始至终，他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凡比较重要的事项都要征询他人的意见，或用开会方式尽情讨论。”朱先生很风趣，有一次在西南联大的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都随便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讲题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的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会场上却哄然大笑起来。
（沈从文夫妇）
在汪曾祺眼里，在联大开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的沈从文先生讲课非常谦抑、非常自制，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长。……见解精到，文笔讲究。”“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经他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
在王敦书眼里，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雷海宗“讲课声音洪亮，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他对每节课的讲授计时很精确，每节课结束时，恰巧讲完一个题目，告一段落，下节课再讲新的，前后衔接自如。”“雷师记忆力极强，他走上课堂，只拿几支粉笔，不带片纸只字，但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不仅能说出中国历史纪年，而且同时指出公元纪年，每次讲课都顺口说出一二十个年代，从无差错。”
（金岳霖）
在冯友兰眼里，担任认识论和逻辑学课程的金岳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他的《知识论》，“可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中国有一个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这和这个谚语的本意是正相反的。”
无须多举例了。这些学术大师的共同特点，沈从人先生曾有过总结，他们“一是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注6）在战火频仍、朝不保夕的困境中，能够矢志不移搞学术，兢兢业业育人才，没有坚定的信仰、淡泊的心态、奋发的精神，是办不到的。
读史使人明智。《联大教授》对浮躁的现代人是一针清醒剂，特别是对教育界、学术界人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这些学术大师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高尚品格，他们的人格魅力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联大教授》，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