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轻女打一地名(重男轻女家庭里,一个女孩如何长大?)

重男轻女打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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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111个国际妇女节,男女平等成为中国基本国策的第26个年头,但是重男轻女的现象,在许多人的成长经历中仍然随处可见。

28岁的姚荨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一个女孩如何长大?

作者丨陈杨园编辑丨汉卿

长大后的姚荨,终于藏进了人群里。 今年28岁的她,大学毕业几年后,得到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在许多人眼中,她过上了寻常安稳的生活。 不过,一想起自己八九岁时遭遇的一次打骂,她还是觉得被刺痛。 那一天放学后,她在外面玩,被路过的邻居看到,回家后跟她爸爸说:“你们家孩子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 过了没多久,她就看到父亲从远处过来,把她拎回家,解开皮带就往她身上抽,边打边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在外面贪玩,让我根本没脸出去做人。” 接着,是一个装满水的水桶被找出来。父亲拎起她,倒立起来,把她的脑袋往水里浸,停一会儿戳一下,又戳一下。她的脑袋就这样在水里沉沉浮浮,看到父亲筋脉突出的手,看到母亲在一旁想劝又不敢上前的脸。 那个时候,她就知道,重男轻女的父亲又失控了。

姚荨说,她的出生是一个“误会”。 计划生育严格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姚荨在妈妈肚子里时,父母看肚子的形状,觉得她很像是一个男孩。前面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姐姐,被寄养在外婆家,爸爸带着怀孕的妈妈从农村到城市落脚,期待着一个儿子的降生。 结果,父亲大失所望。 “就为了生你,家里的房子和地都被罚没了,什么都没了。”从有记忆开始,姚荨就不止一次听到醉酒后的父亲问她,“你为什么不是个儿子?” 姚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知道“不是一个儿子”的后果。她记得,有一盒很贵的进口巧克力,那是父亲拿给几个伯伯家的堂哥们吃的,她一颗也没有分到。还有一件奶奶留下传家的纪念品,父亲早早说了,没有她的份,不能留给外姓人。 当她望向母亲时,母亲只是在一旁告诉她,“一定要争口气,要好好读书,改变命运。要优秀,要不比男孩子差。”这样的安慰,贯穿了她整个童年。
 比起改变女儿的命运,父亲更坚持自己的“不认命”。 他仍然想要一个儿子承担为他入殓祭祀的重任。他们所在的北方小城有一个风俗:如果女孩碰到了祭祀的香火纸钱,逝者收到时就会变成假钱。每一次给爷爷奶奶扫墓时,父亲都要一再提醒姚荨赶快躲避。 于是,父母走街串巷寻找包生儿子的“秘方”。姚荨四岁时,又一个女儿出生。父亲告诉姚荨,因为她的不懂事让家里养不起这个妹妹,只好送给了别人。 三年后,家里又迎来了第四个女儿。这一次,母亲再也不肯答应把孩子送走。 2000年之后,母亲又怀了三次孕,每一次,都是胆战心惊的“猜谜游戏”。前两次怀孕时觉得是女孩,月份很小时就打掉了。第三次的妊娠反应觉得是男孩,胎儿一直留到了六个月大,却又越来越觉得是女孩,于是又一次流产,看到死胎后,才发现是儿子。 姚荨旁观了父母的遗憾,现在回忆起来,仍觉得,“那是的的确确,他们真的很遗憾”。
 而让姚荨遗憾的,是18岁的姐姐中断的学业。姐姐14岁才被爸妈从外婆那里接回来,一时跟不上城里的教学水平,高考没考好。她想去读专科,但学费太贵了家里负担不起,想复读,父母的态度模棱两可。赌气之下,姐姐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工厂的女工。 父亲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没有儿子的现实。直到几年后,他又重新跟“要有一个儿子”较上劲。 那是在姚荨的大伯去世后,二伯和三伯为了遗产的事情闹上门来,带着各自的儿子来抢东西,还动了手。争吵中,“只生女儿的绝户”、“上辈子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所以生不出儿子”,这些话,让父亲气得生了场大病,住进了医院。 受了刺激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惊呆家人的要求:想要“代孕”。他甚至考虑到女儿们大了,自己五十多岁的年纪再有一个儿子的话,会影响她们成家,他愿意在孩子出生后,把他带走单独抚养。“我这辈子真的要有个儿子”,他说,否则自己到死都无法释怀。 “要不你把孩子带回来,对外就说孩子是我的。”最终,23岁的姚荨这样说。在那个瞬间,她感觉自己好像再也没有了拉父亲上岸的力气,一脚迈进了他的泥潭里。

让姚荨一直无法释怀的是,能不能逃离这样一个家庭。 父亲不仅重男轻女,还经常折磨母亲。他在一次次的家族聚会中夸赞别人的妻子,然后再当着大家的面贬低母亲:“没有长相,没有身材,连脑子也不行”。 步入中年碌碌无为的父亲这些年来一直靠打零工养活家里,他开始觉得是妻子命硬克走了他的好运,止不住地恼恨。母亲跟他一起出去吃饭时,在亲朋好友满聚的席间,他在饭桌下暗暗掐拧母亲,用足了手劲。 “不如离婚吧。”姚荨对求助的母亲说。 大二那年,她和姐姐在QQ的聊天记录上发现了父亲出轨的痕迹,其中留存着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的露骨对话。也是从那时候起,母亲全职在家几十年生养孩子,却再也从父亲那里要不到一分生活费,只能靠工作的姐姐。 感情消磨殆尽,但母亲还是停留在这段婚姻里。姚荨的姐姐和妹妹仍然更愿意看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母亲也担心离异对女儿们的婚恋不利。 姚荨只能等,看是越来越暴躁的父亲最终突破了母亲的忍耐力,还是年月能改变父亲,让他重回家庭的安定。 但正在父亲准备实施代孕计划时,2019年,他突然患上了脑梗,一夜之间变得生活不能自理,双腿和右手都不能再正常活动。 生病后,父亲几乎在医院住了一整年,母亲也在身边陪护了一整年。父亲的暴躁变本加厉,医院的多人病房里常常能听到他的骂声,骂女儿“没脑子”照顾不周,骂母亲让他多年劳累使他生病。医院的人来来去去,母亲只能边哭边照料着父亲。 她们分不清,这些话语里的恶意是父亲本身的自私,还是脑梗带来的极端性情。 “如果他是个正常人,现在我一定会离婚。”母亲说,“可他是个病人,我离开他,他就是个死。” 已经参加工作的姚荨,开始努力担负起这个家庭,每个月拿到6000元的工资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转上3500元。每次周末回家,她都要买上许多东西,最糟糕的一次是她月底回了家,在超市和商场替妈妈结完账后,连坐车回工作城市的几十块钱都不剩下了,她不敢和家里人说。 读大学的妹妹也急匆匆地学着独立。为了每年的两千多元,她申请了贫困生补助,看到学校公示名单时的自卑,她只能悄悄和姐姐讲。她在上海读书,很多时间里,都要为在哪做兼职发愁。 不会再有所谓的“逃离原生家庭”,只能忍耐。 很早以前,姚荨加入了豆瓣一个叫作“父母皆祸害”的小组,2019年底,她在里面发帖讲了自己家庭的故事。帖子的留言里,几乎所有人都在骂她太过奴性,无力彻底反抗家庭的束缚,却又在用行动支援家庭时感到痛苦,太过矛盾。 姚荨叹着气说起那些留言,她记得有一个人把他们家形容成漏水的船,而她是那个站在船上往外舀水的人,徒劳无力。那些激烈的留言与骂声对姚荨的生活没有带来改变,她知道自己成为不了那样不管不顾的人。

结婚,或许是姚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最有冒险精神的一次决定。 去年5月20日,姚荨与丈夫领证。她想过,“从小我就觉得,我的父亲都是这样,这个世界上还有男人可以相信吗?”但她说服自己试一次。 丈夫周先生是她的初中同学,暗恋了她十多年。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异地相处,但周先生陪伴她度过许多难捱的时刻。在她暴躁抵触时极尽包容,“我不仅不讲话,我连呼吸都会放得很小声”,多年以后,姚荨仍然被他这一句话感动。 姚荨说,丈夫不在乎她家庭的撕扯,甚至提出愿意和她的父母一起生活。婚前姚荨因为给妈妈生活费而手头拮据的日子里,周先生也常常用各种理由给她团购自助餐或是电影券,让她带着妈妈一起。她在新生的家庭里找到了久违的踏实感。 现在,摆在她和丈夫面前的最大问题,是两人的异地生活。丈夫渴望团圆,但她不愿考虑换一个城市工作。她如今的这份工作,地点离父母更近,收入也更稳定,她要想着生病的父母和上大学的妹妹。 去年年底,她在单位的体检中查出数据异常,随后确诊是一种难以治愈的慢性病。做完手术后的一个星期,姚荨就出了院,尽管丈夫强烈反对,但她更怕耽误了工作让领导不开心。 最让她感到抱歉的是,去年丈夫准备买房时,三百多万的房款,她一分钱也出不了。丈夫随口问她:“你工作了这么几年,一分钱的存款都没有吗?”姚荨不知道如何开口,她的所有钱都流向了父母。
 母亲的腿脚也渐渐出了问题,她时常有意无意地向姚荨确认每月生活费的多少,即使手中有余钱,父母也更希望能为自己攒起来做压箱底的“养老钱”。刚刚过去的新年里,姚荨给了母亲7000元的生活费,又额外给了母亲5000的节日红包,是她两个月的工资。 她站在两个家庭中间,觉得自己像在走钢丝。 每一次回到家,姚荨都会看到瘫痪在床的父亲,用左手颤颤巍巍写给她的字条,问她什么时候去找当年那个因她而送走的妹妹。  “要认回一个孩子,要么给钱要么给亲情,我们家现在能给什么?”姚荨仔细想了想自己的家庭,她想妹妹也许过得很好,并不愿意被打扰。 姚荨犹豫着没有行动,她并不那么愿意,这世界上再多一个她。
(文中姚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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