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哪个朝代的( 陶渊明:池鱼归渊,千载不违 )

陶渊明是哪个朝代的

2021/2/17
本期主笔
云起时:喜欢历史的在读大学生,希望找到一起吸男神们的小伙伴。

曾在懵懂无知的时候被人问起最喜欢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我不假思索地说最喜欢魏晋南北朝。 彼时年幼,并不知“魏晋南北朝”并非一个朝代的称呼,也不知道自己所向往的“魏晋风流”绝非文人雅士结伴当歌、邀月共醉的诗酒年华。 那是英才们眼看着根植理想的天地崩塌,自己亦坠入虚空时的哀惧、激愤与不甘。嵇叔夜、阮嗣宗等名士代表无一不承受被时代撕裂的痛苦,他们在痛苦中抗争,可即使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无法阻下历史的车轮。所谓魏晋风流,其实是苦痛的产物。 魏晋也从来不是浪漫的代名词。翻开史书,入目的是在长达三百年的流离战火之下道德人伦的败坏。以至于在这足以孕育出几代英杰的漫长光阴里,竟难找出几个在道德上没有污点的大文学家——许多人都以同样卑微的姿态在动荡的年代里艰难求生,既要在斗争的漩涡中求生,自然不免牺牲掉一些东西。 在这样混乱的年月里出现了一个人。他像一脉平和温顺的溪流,以出人意料的坚定冲出了乌烟瘴气的士大夫阶层,而后徐徐回归到他数年前常侍弄的田园山水之间,怡然自乐。 他挣出了一种名为高洁的品质,也让自己率真的性格化作一抹独特的光彩,成为一个朝代不可或缺的点缀。

他是陶渊明,也是在门前种柳的五柳先生。 细数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的诗人,有潇洒豪迈的李太白,心怀天下的杜子美,乐观旷达的苏子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唯有陶渊明让我找不到一丝半点的优点—— 世道艰难,民不聊生,他既怀才,为何要因个人喜恶毅然归隐,置众生于水火?既然归隐,为什么不能给妻儿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使他们挨饿受冻?一方面自道喜田园生活,另一方面又五次为官。教科书上所谓的“高洁”,我一点都没品味到,只觉虚伪。 故此,陶渊明曾是我最讨厌的诗人。讨厌他的原因与我喜欢魏晋的原因无二,皆是由于无知。

魏文帝曹丕在即位之初为了拉拢世家大族,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为选官制度,需要推荐官来评定人才的等级,然后任命官职。这个制度发展到两晋时期,已经变成了“选官只论出身和门第,不论才华”的模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当时仕宦状况的真实写照。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将,官拜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陶侃出身贫寒,与豪门的王导、谢安等人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他的后代也就很快没落了。陶渊明是陶侃的旁支子孙,本来就没有继承祖父的爵位,家境算不上优越。父亲在他八岁那年去世后,陶渊明的生活就开始日渐艰苦。

他非常喜欢读书,熟读儒家经典,也喜欢道家的学说,还看过《山海经》《高士传》等书,好友颜延之在后来为他写的诔文里也谓其“心好异书”。但年少的陶渊明的主要事业不是读书,而是耕种。他总得承担起责任,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当耕种不足以使贫困的生活有改善时,他终于出仕为官。 官场上的利益纠葛自古以来就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清,况且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晋宋之交。《管子·牧民》里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原本是说老百姓的,但也不限于老百姓。盛世之中从来不缺高风亮节、人品如玉之好官。而当乱世到来,这句话就可以改写为:仓廪实而不知礼节,衣食足而未知荣辱。 当礼义廉耻已经在动荡的时局中崩坏,必然有官吏会放下做人的道德要求,甘愿当一个披着人皮的兽,穷尽办法地剥削民众以增加自己的利益。陶渊明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图景。 有家财万贯却还不满足者,深夜还在翻看账本。有任职而不负责者,以一套玄学理论为掩,来说自己有名士风度,不屑俗务。 陶渊明在一个相对质朴的环境中生活了二十年,又爱读儒家的经典,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在修养,都促使他长成了率直真诚的模样。官员们互相勾结,整个官场弥漫着虚伪的风气,似乎结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网,甚为怪诞。 陶渊明隔着那道网看向网中人,只觉得那些人在狭隘的利己心下,已经泯灭了孔夫子最提倡的“真诚”品质,算不上人了。 他每天与这些人打交道,随着时日增加,越发觉得如哽在喉,很快不堪忍受,辞官离去。

冰冻三尺,岂为一日之寒。官僚体系的弊病已经不是短期内能根除的,陶渊明即便留下来,以其微末的官位,也不能改变什么。他对官场的厌恶大抵由此而生,以至于他到家后收到州里要他做主簿的召示时,他也拒绝了。但这都不代表他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

公元398年,陶渊明做了桓玄的幕僚,这次做了三年。此期间孙恩叛乱——孙恩家族信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在信徒中有很强的号召力,王恭之乱后,孙泰认为东晋将亡,所以煽动百姓,几乎造成动乱,故而被诛杀。孙恩逃脱后召集一部分人准备复仇,看准时机,起兵叛晋。 陶渊明在这个事件中干了一件事,就是替桓玄送讨伐孙恩的表文到建康。 行程大抵是艰难的,他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记载自己在返回的途中被大风所阻。此处不如发挥一下想象,除去自然抗力,他是否想过自己会遭受人为灾劫,被孙恩的人暗杀?亦或者,也不用对陶渊明的这场出行过多解读,他职责在身,而且完成得不错,仅此而已。 然而我们也可以由此知道,陶渊明并非只会抱怨官场黑暗官员腐败,他自己的确有为东晋做事的诚意,也非常愿意为国家尽一份力。

后来陶渊明因母亲逝世服丁忧三年,再出仕做镇军参军,为刘裕参谋军务,讨伐此时叛乱的桓玄。陶渊明是真的想为国家扫平动乱,但很可惜,无论桓玄还是刘裕,他们都不是安分的臣子。后来刘裕也叛乱,直接篡晋,建立刘宋,自己为宋武帝。 陶渊明虽然率真,但并不蠢笨。他在刘裕篡宋之前就看清了这个人的野心。刘裕不是生于世家大族,累靠军功才有此时的地位,与陶渊明这样出身的人天然亲近。假使陶渊明坚持留在刘裕的身边,刘宋建立之后,他未必不能建立一番功业。但很显然那样的功业不是陶渊明追求的。 陶渊明生于晋宋之交,八王之乱早就严重创害了晋朝的根基,北方还有五胡乱华,东南一带又战乱不断。陶渊明的理想,只能是修补好这个朝代的创伤,不是看别人将晋取代。 陶渊明至此三次出仕,有两次都是为了实现那个无法完成的理想,但他的尝试失败了。假使成功,他的选择必然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但他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陶渊明第五次为官,只做了不到三个月。这次他给后世留下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一贯温和,心有不平也只选择远离争端的他刚强的一面,也拉开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

据《陶潜传》记载,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督邮刘云来检查公务。刘云此人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人家不给,他就要栽赃陷害。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 县吏劝说陶渊明应该“束带迎之”,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这一叹,不知隐含了多少辛酸。而后他辞官归隐,再不入仕。 后来陶渊明还写了那篇《归去来兮辞》,清楚地交代自己辞官的原因,当中有句“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更是颇值得玩味。在本文中的“平生之志”是指归隐之志,但纵观其两度为国出仕,亏的大概也有一份“济世之志”。在他的心中,庙堂虽然已经让步于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田园,却还是给他留下了一抹不可磨灭的遗憾。 好在,他是真的热爱田园生活。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这是陶渊明的名篇,读来感受不到丝毫的愤懑、强作笑颜之感,只觉得心旷神怡。而陶渊明的诗歌,也被古往今来的读者们认为“真淳自然”。 他为自己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自己很贫穷,穷得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能“晏如也”。通篇读来,让人不禁想到孔子的爱徒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颜回一直是安贫乐道的代表人物,颜回之后,我们又有了个陶渊明,何其幸哉。 而陶渊明固然享受着虽然贫穷却快意的田园生活,也没有把自己对妻儿的责任抛诸脑后。他一方面在农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会通过教书来获取生活费用。而由于他声名在外,时不时也有友人资助他。比如当时的文坛领袖颜延之与陶渊明就是很好的朋友,曾“留二万钱于潜”。 陶渊明厌恶刘宋,自己不肯出仕,却不会要求朋友也和他一样。并且当有人带着厚礼来劝他入仕时,他也只是好言好语地说自己无志于此,问来人是否要与他同饮再走。 他是一个平和恬淡的人,也非常有智慧,在根本上解决了自己生命的难题。所以尽管他诗名在当时并不显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喜欢他,包括看不起大族出身的谢灵运的高僧慧远。

而陶诗里,也有一些提到了他心中的苦闷。直观的有妻子孩子不理解他,埋怨他不做官,而他自己也时常为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而愧疚。不那么直观的有:他诗中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很大一部分是亡国的士大夫,如荆轲、韩非、张良。陶渊明没有他们那么强的执行力,但他始终记挂着东晋。 三国时期有个人叫荀彧,起初曹操有匡扶汉室之志,荀彧就义无反顾地做了他的谋士。可后来曹操却生了替代汉朝的心,荀彧只好以死明志,表示自己永远都是汉臣。但他却被载入《魏书》,而非《汉书》。因此常有人替荀彧叹惜:一世汉臣,终入魏书。 而陶渊明比荀彧幸运的一点大抵就是,他被记入了《晋书》的隐逸传。后来的人提起陶渊明时,也只能想到他是晋朝的,连文人作文章,也会写“晋陶渊明独爱菊”。尽管这不是他的主要标签,却也实在是他的可敬之处。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是他对晋朝的表白,也是对自己真心的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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