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名字网克拉玛依火灾
1994年的克拉玛依之雪
1994年，对我来说，是悲哀的一年，我希望能够忘记，假装生命中是一片空白，若不是朋友谈起，我怎么也不愿翻开那一年的日历。
1994年，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打击——高考落榜。
落榜，对我来说是个打击，但在个时候，却很普通。我家在克拉玛依，当时一个班能有1/4上本科就很好，在没有扩招的年代，就业压力远没有现在严重，大专毕业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我们都属于新疆石油管理局职工子弟，与地方相比，就业压力更小。这是企业化城市的一个特点——大家都是老相识，爷爷们可能在一个地窝子里啃过窝头，爸爸们可能在一个炕上打过呼噜，想办点事，托两个人就能找到市长或管理局局长本人（这就是一把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看僧面看佛面，都是一个单位的人，一切都好说。但这并不等于我们那边的领导无原则无组织或老百姓讲特权搞特殊，相反，大家都还本分，很少利用手中的关系或权势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因为你有关系别人也有，比来比去，还是一样，另外城市太小，保密性差，一家有个风吹草动，满城都是风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我们那儿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因为小道消息跑得比新闻快。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痛苦，这痛苦很大程度是来自于父母对我的失望和自己对自己的失望。94年刚开始，我家的倒霉事就一个接一个——生病的，病情恶化；做生意的，得罪工商；就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也能平地起风雷，父母大概希望借助我的金榜题名扬眉吐气一回，可是没想到，最大的希望成了最大的失望。特别是母亲，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她一定不能明白为什么一直很优秀很用功的我会如此惨败，她的绝望深深地刺痛了我。其实，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放弃了，因为实在厌倦了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也厌倦了做他们眼中的乖女儿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了，我为自己的青春叛逆付出了代价，却承受不起这代价。
在落榜这件事面前，我那良好的自我感觉瞬间坍塌，原以为可以潇洒面对，可是父母的叹气就足以让我崩溃，更不要说别人的眼光了，我到底不能承受作为一个“好”学生的挫败，因为不能面对，我把自己封闭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再踏出家门，已恍如隔世。
我决定复读了，不管是证明给别人看，还是自己不甘心失败，总归就是不愿意走父母设计好的路——起初父母要我考大学，我偏不考，现在父母要我退而求其次，上大专，我却偏要考大学。若不是后面发生的事，我恐怕会与他们一直对立，也恐怕一直不能勇敢地直面生活，直面挫折，事实的确如此，最初复读的几个月，我没有丝毫起色，可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却让我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这就是继《克拉玛依之歌》之后让这个小城再次扬名的“12·8”火灾。
缘起
1994年4月，克拉玛依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本来已经春暖花开，却意外地下了一场大雪，大雪过后，很多刚发芽的树都冻死了。新疆，成活一棵树太不容易，尤其是克拉玛依这样的戈壁滩，一棵树能够生存，不知要花费树和人的多少心力，一下子冻死这么多，实在叫人心疼。火灾后，人们回忆起这场雪，才意识到那仿佛是冥冥中的一个预示。
雪后，一切都归为平静，这个小城按照一贯的缓慢节奏走到了年底。这时候，一个由自治区教委组成的“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验收团（后简称验收团）要来克拉玛依进行验收，为了验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市教委决定在验收团到克市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组织了一场文艺汇演，要求中小学校上报节目，还要为高中生举行“成人礼”，我们虽然是高三，很多人早就“成人”，但也要参加，只是汇演的前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会场坐不下了，高三的“成人礼”改在9日举行，没想到这个一拍脑袋的决定，竟然拯救了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性命。
举行文艺会演的地方是克拉玛依第一个电影院，建成于1958年，是苏联人帮助修建的，最早叫中苏友谊馆，若保留至今，也算文物了。文革中，改叫反修馆，文革结束后，定名为“友谊馆”，但我们还是习惯叫它反修馆。有很长一段时间，反修馆都是克拉玛依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它毗邻当时唯一的篮球场、唯一的公园，本身又是唯一的电影院、会堂，于是就成了我们唯一的娱乐场所。反修馆是一个俄式建筑，有着绿色圆拱形的房顶和六根粗大的西洋风格的石柱，正门旁还立着一个“铁人”王进喜的影壁。小时候，我们经常去那里玩，在台阶上跑上跑下，在柱子间钻来钻去——当时的克拉玛依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高大漂亮气派的建筑物了。那时候，如果能在里面看一场电影或演出，对我们小孩来说就像过节一样，电影的片头一出现，我们就热烈地鼓掌，那兴奋劲儿就别提了。我还特别羡慕楼上的观众，感觉他们就像外国电影里的有钱人一样，可惜我竟一次都未上去过。
可是随着娱乐场所和建筑物的增加，反修馆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不知是谁的意见，94年前，反修馆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除了六根石柱，其余部分都进行了大变动，王铁人斑驳的影壁也推倒了。新建好的反修馆将圆顶改为平顶，变成了一个非常普通的长方形建筑，虽然焕然一新，但失去了往日的特色和气势，不要说父辈和祖辈，就是我们这一代克拉玛依人，也不喜欢。
迎接检查团的文艺汇演是反修馆改造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没想到也是它举办的最后一场活动。这次活动后，这个记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记载着三代克拉玛依人美好记忆的建筑便在一声炮响中轰然倒地。
灾难
我清楚地记着1994年12月8日火灾发生时的情形，那是下午六点多钟，我们正在上自习课，英语老师眉飞色舞地讲着习题，我却在开小差，看着另一个重读的男生偷偷临摹某个日本漫画的男主角——一定是应班里某个女生的要求。他画得起劲，我也看得起劲，就在这时候，停电了。
全班在断电的那一刻热烈地欢呼起来。因为是下午六点多，天色已暗，断电，便意味着不能上课，如果幸运，放学前还不来电，晚自习也不用上了，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
其实这停电就是火灾引起的，断电的那一刻，正是起火的那一刻，我们并不知道，在大家没心没肺的欢呼中，距离学校只有10分钟路程的反修馆正发生着克拉玛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
老师和我们一样不知情，以为过一会儿就会来电，可是等到快七点，电还没有来，班主任说，可以回家了，晚自习也不用上了，大家便轰地一声，飞快地离开教室。
一出校门，我便觉得不对劲儿，空气中弥漫着一些不安的气氛，人们的神色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天色更阴暗了，有救火车呼啸而过了，不止一辆也不止一个方向，感觉很混乱，我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家小区出了问题，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我走到了职工医院大门口，这时候，从医院里冲出两个人，一男一女，迎面跑过去，我第一次非常形象地感受到什么是“惊慌失措”和“面如死灰”，于是更加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像往常一样，我是第一个回家的人，也像往常一样，我没有立刻开始学习，而是吃点东西翻翻课外书。快八点的时候，楼道里突然响起慌乱的脚步声，还夹杂着哭声，那种非常惨伤绝望的哭声，我吓了一跳，心想，这是谁，发生了什么事，何以如此失态？正想着那脚步声就在家门口停住了，接着是掏钥匙的声音，叮叮当当响了半天才把门打开，我因为奇怪和紧张就在自己的房间坐着没动，门一打开，母亲带着呜咽冲进来。我走出房门，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满脸泪痕，头发凌乱，于是问了一句：“妈，你怎么了？”我的说话声并不大，可是母亲却像听到一个炸雷，她腾地抬起头，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起来，我吓了一跳，呆立着，就听母亲边哭边说：“妈妈以为你死了……妈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通常她对我说话都是“我”怎样怎样，这样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让我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可以撒娇的小女孩儿，她是这样疼惜我，在乎我。在我印象中，我们好像没有拥抱过，可是现在，母亲紧紧抱着我，好像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似的，我有些手足无措，笨拙地抚摸着她的头和背，安慰道：“我这不没事吗，我这不没事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哭，慢慢说。”母亲还是紧紧搂着我，呜咽道：“妈妈到处找你，找不到，以为你死了，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时候，父亲也回来了，见到母亲这样，也大吃一惊，母亲这才断断续续把事情的经过讲出来。
原来，反修馆着火了，火势很厉害，老师学生都在里面，没几个人出来。她记得我是9号才去的，可是我有个同学，她母亲刚好是我母亲所在小学的校长，记得是8号，听到着火的消息跳上自行车就走了，临走还非常肯定地告诉母亲，就是8号，不会错，让她赶紧找我去。母亲一听就傻了，一口气跑到反修馆，她的学校离反修馆大概四十多分钟的路程，她就这样头巾手套都没戴地跑过去，到了一看才发现火势凶猛，已经封锁，不让进去。她急得要死，听说死伤人员运到了医院，又一口气跑到医院，正赶上搬运伤员，一个人把一个昏迷的孩子放到她手上，她看见孩子双眼紧闭满脸乌黑，背后的衣服已经烧焦，联想到我，顿时手脚酥软，抱不动了。医院的急诊室和地上躺满了火灾现场抢救出来的人，一片焦糊味，母亲边哭边找，头脑一片混乱，甚至想不起我临走时穿的衣服，还是陪她的老师提醒，说应该回家看看，她才又一路哭着跑回来。
父亲听完母亲的话也觉得事态严重，因为小姨还有两个表妹也在学校，便赶紧给她们打电话，可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们越想越紧张，决定挨家去看看，就在这时候，二楼的叔叔来了，神色紧张地说他妻子领着学生去反修馆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他妻子带小学二年级，是母亲的同事，也是和母亲一起长大的朋友，关系极好。于是父亲决定陪叔叔去现场，母亲则赶去小姨和表妹家。
他们都走了，房间顿时安静下来，我打开电视想看看火灾情况，可是翻遍了所有频道，也没有这方面消息。新闻联播后，是黄金剧场，正在热播《三国演义》，12月8日那天播的正好是“火烧赤壁”。
命定，还是巧合？
过了很久，他们才陆续回来。小姨和两个表妹都好，小姨任课的班级去参加汇演了，但小姨不是班主任，没有去；一个表妹所在的年级去了，可她所在的班级因为不是规范班没有让去，另一个表妹虽然能歌善舞，但就读的学校刚成立，没有给参与的名额，因此也幸免了。
二楼阿姨在她丈夫已经绝望的时候终于回家了，虽然不过是皮外伤，但神情憔悴，不管怎么问，就是不开口，显然受了很大刺激，至于她的学生有多少人逃生，一时也弄不清楚。谁也不知道火灾究竟有多么严重，也不知是否有人员伤亡，电话又打不出去，那一夜，克拉玛依仿佛孤岛般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惨伤
第二天我照常上学，街道空荡荡的，格外冷清，中午时候，空气中忽然浮动着一些闪闪发光的颗粒——下雪了！
12月9日，火灾后的第二天，1994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终于飘落，一夜之间，白了大地。
雪后的天空分外晴朗，可是这个城市的心，却分外阴沉。
我们的校长遇难了。校长高大健硕，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物理老师，今年刚提拔，出事前才从昆明学习回来，火灾发生时，有人曾见他跑出了会场，但他跺脚道：我的学生还在里面呢！便又冲进了进去（随行的政教主任平安返回），这一进去，就没有再出来；父亲同事七岁的女儿遇难了。他们就住在我家对面，经常可以看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来玩，小姑娘嘴又甜，很讨人喜欢，发现她时，还是干干净净的，可是却不能再说话了；母亲同事的儿子遇难了。下午上学前，她记着儿子穿了双新袜子，笑嘻嘻地说着再见跑开了，留给母亲最后一个蹦蹦跳跳的背影；父亲两个老乡上初中的孩子双双遇难。他们是定了娃娃亲的，可还没等到办喜事，却要办丧事，两家悲伤的大人商量决定合葬，今生无缘，来生再做夫妻吧；母亲朋友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儿遇难了。这是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孩，带着学生演节目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学校两个校领导遇难了。其中一个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好强，可是儿子却不争气，是班里最调皮的学生，她经常怒气冲冲地把儿子从座位上拉起来一顿暴打，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儿子慢慢长成一个英俊少年，开始懂事，她也颇觉欣慰，可自己却走了；和她同时遇难的另一个领导，有一个身体孱弱的女孩，刚上初中，母亲前去吊唁，她轻声说：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克拉玛依很小，不到三十万人口，参加这次汇演的是市里7所小学8所中学15个规范班共790多人，涉及家庭众多，有的家庭甚至不止一个人出事，像我家这样五个人在学校却没有一个遭遇火灾的，实属罕见。
后来，父亲对我说：人生有许多坎儿，绕过去，也没什么可高兴的，可能更大的坎儿还在后面；摔倒了，也没什么可难过的，也许就把后面的坎儿抵消了。所以，我高考落榜，和这场灾难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没什么丢人的，也不必绝望。于是，父母与我豁然开朗，顿时发觉一家人平安地在一起，是多么可贵和幸福。
可是一个家庭的平安在那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一点显现不出它的快乐，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让人悲伤不已。工人没心思工作，上班就是找寻失踪人员（失踪，意味着已经死亡）或办理后事；除了那个新成立的学校，克拉玛依市里的每个学校都有死伤人员，老师们也没有心思上课；学校“放了羊”，我们一堂自习接一堂自习，有时一上午都见不到一个老师，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觉得高考无望。让人寒心的是，当地政府在火灾后的几天集体蒸发，没有任何安顿民心的措施，所有消息均来自民间，关于如何起火的有各种版本。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是舞台照明灯与幕布太近，以致把幕布烤燃，引发火灾，加之反修馆内的装修材料都是易燃物品，起火后便无法控制。材量燃烧后释放出大量有毒物质，不少人是吸入毒气后死亡的，火灾又引发断电，卷帘门落下，从内无法打开，其余的太平门又被锁住，看门的妇女买菜去了，里面的人们无法逃生，互相踩踏，因此造成严重伤亡。
几天后，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才在电视台作了一次简短的程式性讲话，那讲话还是拿着稿子念的。这次走过场的讲话引起极大民愤，局长不得已又做一次发言，同样的内容讲两遍已经够滑稽的了，更滑稽的是，堂堂管理局局长，七尺男儿，竟然说着说着便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趴在讲台上，张着大嘴，一把鼻涕一把泪捶胸顿足地哀嚎：“孩子们啊，我的孩子们啊……”，局长是父亲的同窗好友，高升前时常来往，我一时瞠目结舌，无法想象这就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叔叔，我偷偷看了看父亲，父亲神色尴尬，低声说了句：“怎么这样！”
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局长秘书设计的。
火灾过去快两个星期了，官方也没有公布任何伤员、死者或失踪者名单，所有线索全靠市民自己找寻，各个单位自己组织起来到亲朋好友那里打听，去病房里查寻，甚至到死人堆里翻找，可怜的人们就像一群没人管的孩子，格外凄凉。
这种凄凉的气氛到元旦都没有减轻，平时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到处可以看到疲惫不堪、神情惨伤的人，大家见了面甚至不敢问候，生怕再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克拉玛依是土葬，政府为这次死难者专门开辟了一处坟场，虽然官方后来统计说死亡三百七十多人，但负责此项工作的一位人员却说，他们挖了五百多个坟坑。
残生
在这场火灾中完好无损逃脱的孩子屈指可数，更多的孩子落下了终身残疾。在这次汇演中，有一个叫做《友谊伞》的舞蹈，曾获自治区一等奖，由一维一汉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共同表演，但第二个节目刚结束就发生了火灾，那个汉族小女孩还没来得及在众领导面前展现优美舞姿就因烧伤被截去了四肢。二楼阿姨在医院时，还看见了她，小姑娘躺在地上，衣服都烧光了，虽然伤得不轻，但暂无生命危险，要抢救的人实在太多，一时轮不到她，她可怜巴巴地对阿姨说：老师，给我盖件衣服吧，我冷。那时候，她一定想不到为她带来荣耀和快乐的四肢终将离她而去。
不知道这个跳舞的小女孩被截肢后是怎样的心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四肢离开的，还有她绚烂的梦想和本该平坦的人生。值得欣慰的是，小姑娘并未就此沉沦，毕竟年纪小，来得及展开另一段人生，她开始学音乐，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继续艺术梦，衷心地希望这个自强不息的小姑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但并不是所有伤残的孩子都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很多孩子注定因为残疾痛苦一生。当地政府专门盖了一座康复中心，让这次火灾中的伤残人士进行康复训练，并承诺以按正常劳动力的薪资平均水平为这次火灾中失去劳动力的孩子每月支付工资直至终身，即使这样，这些伤残的孩子也永远是父母心头的痛，对孩子未来的担忧，随着岁月的推进与日俱增。二楼阿姨外甥女因为这次火灾截去手指，当妈的考虑百年之后女儿的生活，便和孩子商量：“妈妈想给你生个小弟弟或小妹妹，等爸爸妈妈不在了，照顾你，好不好？”小女孩眼泪立刻下来了，她说：“妈妈，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这样的问话，让人心痛。
还有些孩子却以此作为要挟父母的条件。二楼阿姨退休后，母亲接了她的班，班里有一个小男孩，在火灾中毁容，这个男孩很懂得在众人面前向父母提出需求，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露出可怜的神情，这时就会有人指责父母，孩子都这样了，买个东西还不答应，真不通情理！舅妈哥哥的小孩因为调皮被老师安排在门口位置，得以及时逃脱，本来就学习不好，这下更以火灾中受了刺激不好好学习，父母也无可奈何。不管怎么样，人是活着的，权当这是悲剧中的喜剧吧！
从火灾中逃脱对学生来说是喜剧，对老师来说却是悲剧。这次汇演共有40多名教职员工参加，遇难的就36名。遇难的老师全部追认为烈士，有段时间电视台每天播放一个烈士专访，讲述他们的工作成绩和救人牺牲的故事，有一些故事真实感人，让电视机前的我们热泪盈眶，可是节目越往后播，设计的痕迹越重，镜头前的成人们说着赞美的套话，学生则表情呆滞，好似背稿子般地讲述当时的情形，千篇一律，搞不懂究竟是为了告慰死者的英灵还是满足生者的虚荣，但人死为大，所有遇难的老师都重于泰山，侥幸活下来的则苟且偷生，他们都将面临着同一个质问：为什么我的孩子死了，你却活了下来？
二楼阿姨在火灾中只受了轻伤。火灾发生后，她带着学生迅速赶往门口，当时卷帘门还未完全落下，门口挤了很多人，根本出不去，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一双大手抓住头发将她拖出来，出来后，她听到有人大喊：“大姨，大姨，救救我！”回头一看，是外甥女，她又奋力将外甥女拖出。一家两人从火场死里逃生，应该是幸运的了，可是很快，这最大的幸运就成了她最大的不幸。
在她康复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家长的围攻，下班回家，则有人朝她家的窗户扔砖头，用力大的便可以打到我家，就是睡觉了也不得安宁，骚扰电话不断，还有家长冲进学校，指着她的鼻子问：“为什么你出来，你妹妹的孩子出来，而我们的孩子却没有出来！”她无言以对。
阿姨曾悲愤地对母亲说：“当时里面一片混乱，又断了电，什么也看不清，我怎么可能专挑自己妹妹的孩子救？”她的话合情合理，可是因为活着，就是罪过。她不敢出门，不敢上班，也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残缺的班级，才四十多岁的她只有办理退休，早早结束教师生涯。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暗下决心，决不当老师。
在这次火灾中，损伤最小的群体当属克拉玛依市当地领导。除一位女性副市长毁容外，其余的均没有大碍，有的甚至毫发未损。难怪有报道说，火灾刚发生时，有人说，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话究竟有没有说过，是谁说的，已无从考证，但这些领导却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某些事实。
据传，那些领导是跳下乐池逃生的（没想到我童年好奇的乐池，竟是这样的功能），乐池有门通向走廊，可以迅速撤离。走廊里还有两个很大的卫生间，火灾发生时，那里面是安全的。在逃跑的当地领导中，有两人躲进卫生间，将门从里面里面插死，任凭外面的人苦苦哀求也不打开。
友谊馆外观虽然进行了改造，但内部结构基本保留，这些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会，熟门熟路，自然知道该往哪里跑，可是自治区检查团的成员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场馆，火灾发生后自然乱作一团，当地领导又各顾各，谁还想着他们？因此23人的检查团，遇难的就有17人，其余的也受伤严重。
这些逃生的领导最后都受到了处罚，有的还追究了刑事责任，轻者被判刑2年，那两个躲进卫生间的判刑最重，各获七年徒刑，但一两年后，获刑的领导均保外就医，现在他们中大多数人离开克拉玛依到外地定居，毕竟无颜以对，也害怕报复，留在当地的，也不知所终。如果没有意外，他们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安享天年，寿终正寝，只是不知道在他们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在深夜梦回的时，耳边是否会想起凄厉的哭声，良心是否会在那一刻感到战栗？
闹剧
有一句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放在某些“12·8”火灾死伤者家属的身上，仿佛有些道理。
对于“12.8”伤者的赔偿，前面已经说过，对于死者，则每个人一次性赔偿11万元，这笔赔偿在十四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不是小数目。此外对于这些死伤人员的直系亲属，新疆石油管理局都给予连调两级的待遇，今后局里再有调级，他们也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失去孩子的，政府允许再生一个，至于伤残的，同样包括在内。之后，管理局又为这些受害者家属另批土地建房，这些“12·8”小区克拉玛依有，乌鲁木齐有，内地也有，青岛的黄岛区就有一片这样的楼群。虽然是为受害者家属建造的房屋，但到后来一些虽不是直接受害者，但和“12·8”火灾有关系的人也跟着去申请，很有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味，虽然这个词用在这里显得有些冷酷。
如果说，当地政府在火灾发生后没有迅速采取措施，是失职，那么在善后处理方面，还是显示出了诚意，这些赔偿内容即使放在今天，放在全国，也算优厚。当然这些赔偿仅限于新疆石油管理的职工，自治区检查团的成员则没这么幸运，有的死者，不过按地方水平给予2万元赔偿就结束了，也是同命不同价。
可是即使获得了这么多赔偿，有些人还是不满意，他们也不上班了，整天到市政府闹，反正有赔款，生活不成问题，而且大家都熟悉，谁也不好意思往外轰，领导也是认识的，也不好意思对着吵，况且，他们这么闹的理由很充分 ——我们人都没有了，补偿多少都不过分！他们不仅到政府闹，也到学校闹，我们学校的铭牌就曾被他们砸碎过，虽然是高三毕业班，可我们直到寒假后才正式上课，老师们个个灰头土脸，没有心思管我们，那个侥幸逃脱的政教主任更不敢露面了。
更荒唐的事，发生在1995年除夕。除夕临近时，一些“12.8”死难者家属突然提出“接魂”的要求。他们说，这是死者过得第一个春节，不能让他们在荒郊野外孤苦伶仃地过年，一定要接回家来，当然接回家还要送回去，这一来一回，需小车接送，方显诚意。
克拉玛依是个新兴的城市，都是外来人口，没有什么风俗传统，也不信鬼神，这一要求提得的确唐突，而且无理，但就是这样的要求，当地政府也同意了。凡有要求的家庭，一家一辆车，在年三十下午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但是那年除夕，鞭炮放得尤其多，炮声尤其响，人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他们的不满。
当悲剧演变成闹剧，便是人们同情心逐渐消失的时候。
多年以后，我谈了一个男朋友，父母虽然不甚满意，但也没提出异议，后来得知这个男孩家在“12·8”小区里，他们立刻态度坚决地要我分手，理由是：不要和与“12·8”有关系的人来往，他们的事太多。
不管是痛苦、绝望、怨恨还是无理取闹，都已经成为过去，时间就是这么强大，以滴水石穿的力量，带走一切不幸。如今，伤残的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许多人已经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在前面提过，都是管理局的职工子弟，在本单位谋求一个岗位，并不算难。只要把理想放低，生活还是可以很幸福的。二楼阿姨的外甥女就已经大学毕业了，也有了男朋友，但那个截去四肢的会跳舞的小姑娘却没有消息了，但愿她也能生活得很好。那些在火灾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只要年龄和身体允许，又生了新的孩子，新生的孩子现在也都上中学了，父母的快乐和安慰又从他们身上找回。那些在火灾中失去配偶的，有些也找到了新的归宿，但在他们心底，总有一处，留给那个曾经一同生活过的人，还有些人，却一直单身，比如我们校长的妻子，不过现在她的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她也是做奶奶的人了，每天围着小孙子忙忙碌碌十分充实，那小孙子就比我儿子大一岁，也是个淘气鬼。二楼阿姨也从“12·8”的阴影中走出来，不再畏缩别人的冷眼，她参加夕阳红旅游团，游遍祖国大好河山。
友谊馆在这次火灾中受到重创，有人建议重建，有人建议摧毁，有人建议设立一个“12.8”火灾纪念碑，凡此种种，讨论了许久，当地政府终于决定，除保留友谊馆六根柱子的标志性建筑外，其余全部拆除，与旁边的公园结合，修建了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同样成为克拉玛依人纳凉休闲的新去处，现在欢声笑语充满的了这个所在，友谊馆高大的残余部分则在这个广场中央静静耸立。电视连续剧《西圣地》最后一组镜头中还出现过这个广场，镜头中，杨大水和第一批来克拉玛依创业的老职工们坐在花坛边，看一群玩滚轴的小孩鱼贯而过，安详而幸福。
但火灾还是给许多克拉玛依人留下终身不能弥合的伤痛，一些人因为伤心，离开了这里，更多的人却选择留下，面对苦难，他们在这块曾经带给他们痛苦的土地上勇敢地生活着，像那些曾经遭受过春寒袭击的树木一样，顽强地扎根在茫茫戈壁，在布满伤痕的枝条上抽出新芽。
我则因为这场火灾，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无常，当然还感受自己其实是多么幸运和幸福，于是，我和父母握手言和，和命运握手言和，不再较劲的我，放下一切负担，反而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许多年后，我读张爱玲的小说《倾城》，看到“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一句，忽然想起这场火灾，或许为了成全我，这场火灾发生了，或许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但不管怎样，落榜，让我告别幼稚，而火灾，则让我走向成熟。
后记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几个数据记不太清，不得已，我上网查询，谁知竟找到数张火灾前夕的照片。大火后我再没走近友谊馆，也没有看到更翔实和深入的报道，虽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曾派记者来，但采访内容并没有公布，官方媒体恨不得大家知道得越少越好，我也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件事——对于痛苦的记忆，莫如忘记，所以这是十四年来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当年的情形。
一桢桢照片记录了从开场到火灾前一分钟的情形，我心潮翻滚，不想看，却又忍不住看，忽然有张照片吸引了我。照片有些模糊，但我还是一眼认出靠近走廊座位上的那个人就是当年高中时的校长，他带着黑边眼镜，穿着黑茄克，露出常见的和善的笑容，正在鼓掌。火灾发生时，第二个节目刚刚结束，不知他是不是为这个而鼓掌？
校长的追悼会就在校园里举行，我不是他教过的学生，不允许去，但我对他是熟悉的，为此还当场大哭一场。没想到，当年未曾送一送的人，却在这么多年后，再次看见，而且是最后的微笑着的容颜。没有人能体会我此时的心情，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看见故人的心情——那些真正故去的人，看见他们最后的笑容，看见克拉玛依人最深的伤痛，我于是起身，到一个僻静的所在，任泪水静静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