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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文斌
太原?老虎参观完云周西村，我们开始往北京进发，这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也是最终目标。便车很好搭乘，从文水启程，我们一天便到了太原，这可是我们从未到过的大城市。我们住在迎泽大街的一个接待站里，这里好像是一所学校，校舍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估计师生们都串联去了。我们打算在这个城市里好好玩玩。
第二天我们就上街，迎泽大街上真的是车多人多，还有两路公共汽车，但不足的是，到处都是黑煤灰，很呛人。我们先是打听动物园在哪，因为我从未见过老虎，很想去看看大老虎。我本人属虎，对老虎情有独钟。经过路人的指点，我们辗转来到了动物园。入园门票一角钱，这是我们离开家后第一次花钱，还真有点心疼，但想到马上就能见到老虎，觉得还是值了。小时候我听外祖父说过，我们家乡的山上也曾经有过老虎，刚解放那年，山民们还打死过一只，是用黑条子炮打的（一种猎枪），这种炮很有威力，里面可以装很多的铅弹。得知打死了老虎，县政府让人把老虎抬到了县城，几个打虎的山民也被带上大红花满街游行，真有点像当年阳谷县里的武松一样光荣。老家的山是秦岭的一个支脉，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老虎。太原动物园还是让我们开了眼界，除了老虎，我们还看到了狼、狮子和满身斑点的梅花鹿。但让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豺狼虎豹，原本是大山里的动物，可我们这些同样来自大山里的孩子，为啥只有在城市里才能见到它们？从动物园出来，我们又去各处看了一些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写的差不多都是当地的人物，因弄不清楚只是看看热闹。两天后，我们继续赶路。艰难的阳泉
在满是煤尘的太原火车站，我们坐上了一列去石家庄的火车，这是我们走出故乡的大山后第一次坐火车，幸福感笼罩了全身。
列车开出车站后，天很快就黑了。车厢里塞满了人，货架上、座位下、厕所里到处都是人的头、手和脚，我被挤在人堆里，身子别扭的像麻花一样，同伴们也被挤散在各处，一个个都在享受着“幸福”的煎熬。
原野上有微弱的亮光，山和树木伴随着轮轴的咣当声从车窗外闪过。列车走一会儿就要停下来一次，每次停下来，门口处都不免发出一阵骚动，而事实上门被挤得像铁桶一般，根本无法上人。
半夜时火车到了一个大站，据说是阳泉车站。月台上的灯刺眼的亮，隔着车窗，我看见外面有很多高的烟囱，有的还直冒白烟，地上堆的煤面，像小山似的。车站里不时地发出蒸汽机车排气时“沙、沙”的声响，轨道上偶尔有人影来往穿越。
火车在阳泉站停了三、四个小时都没动，我一直维持着那个斜站着的姿势，全身酸痛的几乎要倒下去，可往哪里倒呢，本来就是倾斜在别人的身上呢！快天亮的时候，火车终于开了，身子骨感到有些缓解。一宿的疲劳，使我对那个夜晚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顺便说一句，几十年后我再次造访了这个地方，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不远处的地下据说煤层已被采空，大地正在酝酿着危机。人们啊，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创建了一个新世界，而贪婪和欲望又使这个世界变得岌岌可危了！
列车到达石家庄正是吃早饭的时间，我们照例在接待站用餐，吃完饭我们在大街上遛了一圈。街很长，有些荒凉，我们无心逗留，于是折返回来赶紧准备着扒火车去北京。
但遗憾的是，京广线上的列车趟趟爆满，根本上不去，我们只好扛起背包，重新开始徒步长征。
卢沟晓月
从石家庄出来，我们一直沿着铁道线走，但铁道上并不好走，那些该死的道木，走一格步子显小，走两格又够不着，所以如果有与铁道并行的公路，我们就跑到公路上走。石家庄向北去都是平川，我们山里孩子都知道，走平路是很拿人的，因为腿和脚的姿势没有变化，走一会儿就会觉得很累，可是不走又有什么办法呢？河北和山西那边不一样，我们挡了几次车，司机都不睬我们，要不推说车上有货，不能坐人。那天，我们无可奈何地走了一整天，途经河北的正定县、新乐县，当晚住到了百里之外的杜固镇，次日又走了一些路，在固店小站我们幸运地爬上了一列拉煤的火车，一上车我们就闭着眼睛睡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们半夜醒来时，已经到了北京的丰台站。火车不走了，我们只好下来。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夜班工人，说离北京已经不远了，走着去就可以。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依然很兴奋，毕竟跋涉几千里，前面就要到了，这可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北京城啊！
踏着夜色里微弱的灯光，我们开始向首都进发。无奈道路总是不平，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半个小时后我们拐到了一条路上，这条路往北走应该没错。幸运的是，我们还带着一个指北针，这个时髦的玩意是我们中一个姓莫的同学带的，该同学的爸爸在我们学校教地理课，那个指北针是他爸爸给他的。
我们摸着黑前行。正走着，一座大桥出现在眼前，桥护栏黑乎乎的，夜色和远处的灯光映在上面，显得古朴别致。走进一看，原来桥栏上有很多的石狮子，有的石狮子已经有些残缺，我忽然意识到这会不会是卢沟桥呢？
想到这，我怀着惊奇喜悦的心情，开始在左右搜寻能够证明判断的标志，果然一个碑亭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仔细查看碑上的文字，由于天黑，很难分辨清楚，但“卢沟晓月”四个大字还是被我辨认了出来。我断定这就是卢沟桥了，这可是中国近代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啊！我的眼前顿时映现出电影里的许多镜头：砰砰啪啪的枪声，中国军人和日本鬼子拼杀格斗的场面……难道这一切就发生在这个桥上？
桥底下显然就是永定河了，可惜由于天黑也看不清河水有多深。走过桥面时我几乎用手抚摸了每个狮子头，我很想数数石狮子的个数，可是太多了数了几个便作罢。因为走在桥上就像走过历史，我更想静静地体验一下此刻的心境。我很想记住这个瞬间，因为我终于有机会见证了书本上记载的故事，这一切都是真的！
天安门像座庙
走过卢沟桥，我们加快了脚步，在天大亮时我们走进了两边有着很多房子的街道，但大多是平房。这条街很长，越往前走，房子越多，人也越多。好像刚下过雨，街道上很泥泞，有时还要看着脚下的路跳来跳去地走。看样子北京城越来越近了，走过一个高高的门楼（后来得知那就是前门城楼）后，我发现远处有一座大庙，庙前面的广场上有许多人，再仔细分辨，原来这就是天安门了。我心里一阵激动，可隐隐地伴有一种失望，我以前从电影上、画报上看到的天安门是那样的雄伟，可眼前的天安门广场似乎并不是很大，这与我想象中的样子的确有些差距。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是相机拍照成像的原因，也就是说任何景物，只要拍成照片，通常都会给人一种深远旷达的感觉。但眼前的场景，毕竟是我们日夜向往的神圣之地，心中顿时升起无比敬仰的情愫。
这时有人来到我们面前，热情地问道：“你们是新来的吧？”我们说是。来人把我们领到远处的一排桌子前，让我们登记。桌子前已经站着许多从各地新到的红卫兵串联队，人们都在不断地询问和填表。旁边停着几辆解放牌卡车，一些登记好的人在招呼着上车，准备拉去什么地方。
我们拿出盖有学校公章的证明信，回答着接待人员的提问，按规定进行了登记。之后被分配到一个叫果子巷的接待站，一同被分到果子巷的还有其他一些学校的串联队。
果子巷
果子巷位于北京市的菜市口附近，该巷道又弯又窄，汽车都很难开进去。从巷口到接待站不到五十米，这是一处北京人常住的四合院。
接待站的人把我们安排住进上屋，屋里空间很大，地面上已铺好了麦草和苇席，一些早来的红卫兵住在里面。我们进去后，先来的人给我们让出了一些地方，我把行李扔到上面。就这样，带着满身尘土和兴奋的我们住进了四合院，住进了北京城。
安顿好后我急于上厕所，接待站的同志给我指了一下院门口的一个房间，我立马跑过去。进到屋里一看，靠墙的台阶上一溜镶着四个洁白的瓷盆，我好生奇怪。我对着瓷盆仔细地看了一遍，很快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解手的地方，可是这么干净的瓷盆怎么能拉屎呢？以前见过的茅房大多是露天的，即使有房子也是下面带有粪坑的茅厕，这样像面盆一样的茅坑我还是第一次见，我望着瓷便池犹豫了半天，不知道该不该蹲下去。我想跑出去再找别的厕所，可是肚子已经憋得难受，情况已经不允许我到处乱跑。我只好扯着裤子小心地蹲了下去，临出恭前我没有忘记先扳动一下水龙头，看看能不能把粪便冲下去？解决完内急，我和一个姓曹的同伴迫不及待地到街上去看景致。初来乍到，我们不敢走远，只是在街口附近转了转。北京的大街，还是让我们眼花缭乱，街面上的行人、汽车、房屋都显示出都市的气派。一辆黄颜色的公共汽车过来了，我很想上去坐一程，因为红卫兵在北京坐公交车是不要钱的，只需凭着一张在广场登记时发的牌子就行，但同行的小曹害怕走失，找不到回来的路线，所以只好作罢。
返回接待站，已经开饭了，接待站为了犒劳我们这些新来的红卫兵，晚饭做的是白面馒头和炒萝卜菜，菜里还有少量的肉。这可是我们一路都没有吃过的好饭食，不足的是馍和菜都定量，由炊事员掌勺给每人打一份。吃饭时不知谁说了一声晚上九点钟有电视，我们还从没见过电视呢，以前只是听老师说过有这种小电影，可是那年头谁见过呢？我们赶紧吃过饭，坐在宿舍里静静地等着天黑。看看时间还早，我不忍心这段时间白白地浪费，于是又约了小曹去街上看夜景。这次一到外面，一辆公共车就停在路边，我打算和小曹开个玩笑，趁他没注意，我就跳上了车。汽车开动了，我在车里暗喜，心想这回找不到我，看他怎么办。我的这位同学从小生活在一个极为偏僻的深山坳里，上中学后才到了镇上。这次出来串联，真是上了井台的蛤蟆—–一下子见了大天了。而我自认为见过些世面（只不过从小住在人口较多的镇上而已），所以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上了公共汽车，我当然也不敢走远，只是打算坐一站就返回来。
车到菜市口站，我赶紧跳下来。菜市口原是封建王朝处决犯人的地方，如今已成了繁华热闹的街市，马路两边的单位和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比果子巷还热闹些。我匆匆地转了一个还未关门的商店后赶紧返回，可怕的是在原来的车站旁边，我已看不到同伴，我赶紧前后左右地寻找，在一个昏暗的路灯底下我终于见到了他，看样子他也正在满世界地找我。瞧他那委屈的模样，我决定再不捉弄他了。多亏出门时我记住了果子巷口的特征，没费多少事我们便回到了住处。
第一次看电视
看看钟表，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九点，我们赶紧去到电视室。房间里黑乎乎的，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前面靠墙的地方，高高地安放着一个像书包一样的电视机，屏幕上正在播送着活动的人物图像。我连忙伸直了脖子观看，一个女播音员在屏幕上说着话，大概是报道首都红卫兵的活动情况。几分钟后，屏幕上忽然显现出一排大字：“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云周西村”，接着荧屏上映现出刘胡兰家乡云周西村的情景。“这不是前几天发生的事吗？”我惊奇极了，立刻变得全神贯注。主持人不断地解说着，我看到了云周西村纪念馆的门楼，红卫兵分成两排热烈欢迎和呼口号的场面，接着是代表团成员招手致意，随着来访者的行进，镜头又推进到纪念馆的门口，屏幕上出现了那个独立着的门柱。只可惜镜头很快就切换到了别处，我没有来得及看清自己，但我坚定地相信，此时此刻我就站在那个门柱边。如果慢点放映，我一定能看到自己。真是天大的巧事，一个刚刚从大山沟出来的娃子，第一次看电视竟然在屏幕上“看”到了自己！
第二天，我给在北京工作的远房堂哥写了信，说了我来北京的情况。一天以后，他果然来看我，还给我带来了10斤粮票和5元钱，这些都令我至今难忘。
没见到毛主席
时间进入到当年11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还穿着单衣裤，尽管每天都冻得瑟瑟发抖，但年轻人固有的热情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还是让我们格外开心，我们在翘首期盼着一个神圣的时刻。
在我们来京的路上，毛主席已第八次接见过红卫兵，考虑到主席的健康，中央已不再安排接见了。可是当时的首都仍聚集着大量的外地学生，中央文革小组只好又安排了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接见，这次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首长。
是日，能容纳一万多人的首都工人体育馆里红旗招展，万人攒动，我们被安置在看台靠上的地方。尽管我们事先已经得知毛主席不再参加接见了，但依然希望奇迹会出现，我们幻想着毛主席会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要知道我们到北京来就是看毛主席的，见不到毛主席，我们该多么没有面子，我们该如何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待啊？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周总理和江青等人的车队从体育馆侧门的通道处开了进来，在体育馆里缓缓地绕场一周。四周看台上顿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红卫兵们拼命地挥动着“红宝书”，扯破嗓子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其语速之快和节奏之急像排山倒海一样，呛得人喘不上气来。我们瞪大了眼睛紧盯着移动的敞篷车，周总理和江青等领导人并排站在上面，只可惜我们坐得太远，看得不甚清楚。江青的脸白，看得真切些，其他人都有些模模糊糊。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见到中央首长了，了却了此行的心愿。车子离去后，我们满足而不无遗憾地回到了住处。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参观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故宫和颐和园，主要是去那里看革命形势和大字报，也顺便看一些古迹。天安门去了很多次，在那里瞻仰了华表、人民英雄纪念碑，我还亲手摸了摸金水桥的汉白玉护栏，但却始终没舍得花钱照一张相片，至今成为憾事。
带给父母的礼物
1966年入冬后，中央发出了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告。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上级通知凡是在北京停留10天以上的红卫兵串联队，必须限期离开。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12月初我们一行五人乘上了返回的火车。
临行前，我想给家人带点礼物。考虑了半天，根据衣袋里现有的“实力”，我到一家商店里拣最便宜的香烟买了四盒，好像是内蒙古生产的，每盒八分钱，一共是三角二分，这是给父亲的。给母亲没有买礼物，我打算把堂哥给的5元钱和我离家时带的5元钱一块交还给母亲，给她一个惊喜！我知道，当初母亲给我的钱是从隔壁人家借的。因为出门在外，行程千里，她怕我一时困顿在外边，所以从邻居家借了5元钱缝在我的衣兜里。妈妈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儿走千里母担忧啊！可我心里也同样惦着家里，深知母亲操持家务的艰难，那5元钱一直没舍得花。
返程火车把我们卸载在洛阳的站台上，这儿是管辖我们县的地级市，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朝古都，我终于也有机会见到这个老几辈子也没敢想来的地方了。
谁知刚一出站，我便失望了，市里的房子、街道在我的眼里，显得低矮破旧，一个刚刚从北京城回来的人，一点也瞧不起这“小地方”了。尽管有些鄙视这座城市，也未能多留。第二天，红卫兵接待站的负责人，便用一辆顺道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了那个更小更偏僻的地方—-地处豫西的卢氏县城，当然，这儿并不是终点，从县城到我们朱阳关村，还有一百三十里呢！不过，一想到我怀揣的“礼物”，我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还没到家，我似乎已经看到了父母和弟妹们的笑脸，已经见过世面的我，正有一肚子的故事等着给他们讲呢！
（完）(2002.1)
彭文斌 ，男，高级工程师，朱阳关人。幼时在原籍读小学、中学，曾在新疆8027部队当兵，1972年入兰州铁道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国铁通乌鲁木齐分公司工作，现已退休，居住深圳市福田区。
● 怀念我的母亲
●恒久的纪念
●在塔克拉玛干的日子
●收音机的故事
●杜法吾
●西安历险记
●老虎寻根记
●遥远的记忆
●大串联（一）
卢氏文友群主办文学顾问牛爱民 任耀榜 李宏文张银成 周天鹤 董建中寇一洵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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