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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保护与文化传承
【作者介绍】朱荣林，嘉兴王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科技委顾问、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图一，《冷仙禅寺》观音宝殿
我国古典园林与寺庙有着不解之缘。清漪园时期的北京《颐和园》内就有寺、庙、庵、观建筑达二十五六处之多。因此，谈到古建筑不得不要说历史悠久的古刹，因为，其隐含的历史文化存量令人叹为观止。寺庙主管部门的宗教事务管理是一项责任与地位并完全不对称的使命，表象上，它似乎只是一项宗教管理和统战业务，其背后却是社会、哲学、历史、文化、伦理和科学的汇聚和交融。其中，尤以佛教博大精深，令人感慨。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所曾言 : “人生最后的领域，科学的最后领域，只能在宗教与哲学中才能找到答案。如果有一种能够应付任何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与哲学，那就一定是佛教。”佛教本质上并不是有神论。佛教先于《国際歌》2000多年传入我国，率先传播着与《国際歌》不二理念 : 不信奉一个外在的神，断然否定有凌驾于众生之上救世主的存在，主张人人均有自性之悟，进而开示众生认识自我，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领悟和求证宇宙的真相，最终解脫自我，远离无边的苦海。嘉兴作为江南名城，其名望潜藏于吴越春秋以来铸成的文化地位和文物积淀之上。仅以寺庙为例，嘉兴中心城区及其周边就有”七塔八寺”之说。历史的苍桑对我市本级两区文物损毁最烈的，莫过于南湖区的中心内城。原因在于 : 环城河畔内外区域的文物布点密集，犹如连连珍珠，具有一损多毁之效。在历史建筑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空间布局规律，与工业化进程从城市核心向外泼墨式发展的时序规律的双重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南湖区成为我市文物性建筑被毁密度最高的重灾区。因此，抢救性保护中心城区仅存的古建筑并恢复其特定的功能，是中心城区文物保护之燃眉。
图二，《血印禅寺》外景
诸多城市的发展史证明，最有效地保护作为特定功能载体的古建筑之方式，是恢复并延续其功能，而非将之作为游离于功能之外孤立存在的一个景观。因为，一旦失去了功能，其载体的文物价值将随之弱化。据此判断，应当在城内寺庙原址上修复古建筑，而非外迁新址。依据有三：一是在原址恢复寺庙功能，能使古建筑的保护具有可靠的日常功能性的管理主体。经验证明，功能实施单元的权益大小与功能发挥的效率高低成正相关。因此，作为功能载体的主管者必然会履行责任、不惜投入，而且能从相关专业水准的角度去关注并实现功能，如寺庙按功能需求去实施相关管理便是如此。这种管理是一种开放的、持续(年中无休)的和动态式的保护，而不像无特定功能的景点那种半封闭的、不持续的和静态式的按作息时间保管。二是在原址恢复寺庙功能，有利于滿足区域性香客的进香需求。统计资料显示，我市本级中心城区及外来香客多为集中在觉海、冷仙两寺进香。这一事实表明，香客需求的动态流量结构与寺庙供给的静态布局结构基本相符，倘若迁走一寺则必将导致供求关系的失衡。至于外地游客进香《冷仙寺》，更多的是慕名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有《冷仙》的记述，而专程拜谒古庙的。因此，离开原址的新《冷仙寺》必然会令外地游客失去吸引力。三是《冷仙寺》始建以来虽屡遭冲击变故，是鲜见断根离基的宗教场所。古建筑文物价值由两部分复合构成，即 : 原址保有度和建筑完好度。我市迁址重建的寺庙多为原始建筑荡然无存，或是原址已改建替代性建筑，例如精严寺街上的精严寺。但也有不在其列的，《冷仙寺》它不仅建筑未毁，而且功能不废，自1993年恢复香火之今一直延绵不绝。在时年城市详规未对《冷仙亭》周边用地性质作复原性更改之前，嘉兴市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毛市长的批示精神，在原有协调成果的基础上，履行了嘉兴城投公司与《冷仙寺》于2018年达成的《冷仙亭周边空置用地管理和使用协议书》，并确认该地块土地补偿转让协议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这是我党宗教政策具体实施的范例。对此，我曾经感慨过：我党始终有一批志向高远，见地卓识的优秀干部敢于对历史负责，对《宪法》负责，为民族留下珍希、为社会留下记忆、为我党留下了口碑，为政府留下了合法性！否则，华夏后人再也无缘看到北京的《雍和宫》、上海的《玉佛寺》、杭州的《灵隐禅寺》和山西五台山的寺院群的奇观了。见证过我国明清以来400年嘉兴历史文化的《冷仙禅寺》，也见证了今日的得幸过程。
图三，寺庙云集的北京《颐和园》
我之所以钟情华夏古刹，早年受啟于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博学多识，对佛教的理解自然不在常人之下。1963年12月30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 : “世界三大宗教(耶穌、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任继愈(笔者注 : 著名物理学家)发表的几篇文章，已如凤毛麟角。”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中国佛教界泰斗赵朴初时，曾引证《金刚经》中”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的一段，对赵朴老戏言 : ” 你赵朴初，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也。”又据1930年汉口《光明報》回忆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率柏文尉、杨虎、许崇智等随从，从广州出发前往韶关与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会谈。途中，当众人谈到六祖慧能就在华南继承衣钵时，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感慨道 : “汝等须知，佛教讲平等，重博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亦是讲平等，重博爱，慈悲救世，主旨正复相同。”正是基于笃信，我国改革开放的灵魂人物邓小平同志，凡春节在上海期间总率全市二千万民众之先，于大年初一凌晨不畏寒霜前往著名的上海《玉佛禅寺》进奉头香，直至终老不掇。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不仅激励了爱国僧人，也激励了我这位55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他说：”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因此，佛教作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哲学，而文化需要传承，哲学需要研修。许多文化大师身份的信众，与其说是在进香礼佛，不如说是在探究世界和人生。世界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便是佐证，例如，有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等。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也无不为佛学所倾到，胡适之在留美期间因致力于对美国哲学与文化，以及中国古代先秦典藉的研修，无力对佛教的深入研究。回国后，为写成《中国哲学史》，胡适专门投入对佛教禅宗及中印文化关系的钻研，以补自己哲学体系研究之不足。北大教授季羡林当年留德期间在专攻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佛典时，由于资料之限，只局限于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探索，归国后在补充研修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两篇重要论文，引起了胡适之，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的共鸣。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图四，山西五台山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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