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名字网国际贸易问题
《美方贸易叙事简述》系列，是笔者基于2017年以来先后在美国两所研究生院攻读贸易政策、安全、法学学位项目期间的观察、笔记、资料积累，为贸易话题所写的个人札记。此系列希望在忠于事实、常识与笔者本人家国情怀的基础上，侧重提供外方视角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以利求思。
笔谈公众号不是学术写作，无法也无力做到精益求精的考证推敲。文中申发仅为笔者个人观感，知识细节则可能存在阙漏，须敬请读者注意。衷心期待师友们批评指正，也非常欢迎留言讨论。
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
—–
“国际贸易”这个词，看起来像是个专狭的技术问题。普通人望见它，往往会想像它是应用经济学框架下，与财政、金融、统计、产业等相似的硬核学科。
这个想法并没有错。
但贸易又是一个庞大而驳杂的问题。它蕴含丰富的历史和思想，也能单独扮演文明的舞台，去承载大国竞合、强权兴衰。这时人们会发现，单凭经济学家，往往无法处理政策、商业层面的现实贸易挑战——或者耿直一点说，多数经济学家一旦遇到现实问题，都会陷入分歧和争论。他们是渊博的参谋，但包办不了贸易决策的指导。
这足以体现出，贸易问题的疆界，已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全球贸易关系中的政策、法律、商业实务、外交谈判、科技、国家安全问题等等，都是“国际贸易”的题中之义。
那么，普通公众，该如何把握这么复杂的议题呢？
笔者有一个的取巧的心得：当“事”过于复杂时，我们不妨切换角度，看看事中的“人”。
当今世界上参与研究、运营、讨论贸易问题的，主要有四类角色。
第一类人，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和业界研究者。笼统来说，学者们的工作内容又主要折射于三个位面：
——其一是经济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其思想史。贸易史是大历史研究里颇具现代精神的一条线，也会触及人类文明历程的方方面面。同时，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脉络中，几轮史诗性的论辩与扬弃，比如古典经济学中的斯密与穆勒(J. S. Mill, 又译“密尔”)、李嘉图与马尔萨斯，20世纪深度全球化进程中的凯恩斯与哈耶克、庇古(A. C. Pigou)与科斯(R. H. Coase)，当代发展经济学场域中林德(S. B. Linder)的偏好相似理论与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的战略干预理论、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学说与罗默(P. Romer)的增长性贸易理论等，都牵动着学术界以外各方贸易经营者的理念来源。
——其二是与贸易问题有关的原理总结、演绎模型、方法论工具的发展。那些经典的基础演绎，比如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The Ricardian Model)、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 Factors Model)、引力分析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 Analysis)、关税/非关税分析工具(Tariffs/Non-tariff measures)等等，会与数学甚至物理学深入扭结，不仅能将驳杂的商业政治问题，转化成简明且颇具美感的图形演绎，也构成了专业政策分析的方法内核。
——其三是现实贸易业态中，各种具体而微的实务知识，比如货币/金融问题、资本市场、交通规划、物流科学、项目评估、市场运营、政府管制、行政程序、外交谈判、仲裁、冲突化解、知识产权、信息安全、政治游说、环境、生化防御等。对于高等教育体系而言，这些知识大都属于交叉学科(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在美国，围绕它们的创新研究，以及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往往不在于那些以基础学术研究见长的传统高校，而在于偏重前沿职业教育的公共政策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军事院校，以及有资格开设学位教育/继续教育项目的智库机构、政府研究所等等。这也很可能是美国知识阶层保育创新活力的秘诀之一)。
相信大多数像笔者这样年轻的读书人，都是通过学术界的通道，走进了国际贸易的专业天地。
第二类人，是业界具体经营贸易事务的商人、企业家、专业技能行业的从业者等等。他们是全球贸易体系的真正基石。
与学者和政府官员不同，商人们直接面对每一单交易，衣食身家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动态里浮沉。因而相比宏观论述的理念，更加生死攸关的，是开展微观业务的技术要求，比如交易的准备及磋商、外贸合同的程序及规范、运输及仓储、海关、电子商务、融资信贷、单证、结算、质量控制、风险管理、合规、申诉、仲裁、商事正时等等。
此外，21世纪之后的科技创新、地缘关系变迁、IT/金融新基建之间交互作用，使得“技术成果贸易”(Technology Trade)和“国际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急速壮大，正在逐渐动摇传统上以商品流通为主的贸易游戏规则。这一点在新冠疫情蔓延之后，表现得尤为激烈。
第三类人，是代表政府和公权力的国家官员。他们既包括执掌大政方针的治理决策者，也包括各国商务、财政、司法、外交、产经、科技、安全及中央银行等部门的专家和事务官僚。
在美国内部的政策语境中，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联邦的法统及州权地位(role of states)、治外法权、贸易协定/“快速通道”(“Fast Track”)、进口补助/出口管制、贸易谈判、WTO诉讼、供应链和金融制裁、商业腐败问题、跨国并购及反垄断，以及与贸易政策相关的国家安全方面，如商业保密和知识产权问题等。
国家和政府会成为贸易世界中如此重要的一支力量，完全不是因为什么无远弗届的权力阴谋论，而是现代贸易秩序的必然要求：二战结束以来半个多世纪，人类已经建构起一套全球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协议性国际贸易体制。这套体制具有复杂的国际法性质，而国际法的基本参与者是主权国家，国际贸易规则正是通过各国的国内立法和内政外交治理措施落实到企业和个人当中，才能将所有贸易活动整合起来，构成“治理”(governance)的载舟之水。
第四类人，是律师、商业法务顾问、国际法官等职业法律人。前一段已经解释了他们的独特价值——现代贸易世界的底色，是一套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系统。凡有法治，法律人才就必不可少。
顺带一提，优秀的法律专家往往会进入政府，为国家利益直接服务，而且在贸易世界中，法律人参与治理工作，舞台似乎比经济学家要广阔得多。这一点中外并无差别。美国由于其法学教育和文官制度的特殊性，各行各业都有法律专家通过“政商旋转门”进入政界。历届联邦贸易代表USTR均为商事律师出身，商务部及国会贸易机构的首脑也多为法学背景。而在我国，不仅有海牙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院长史久镛老先生这样学者出身的国际法巨擘，也有如海牙大法官薛捍勤女士，WTO上诉机构大法官赵宏女士、张月姣女士等曾在国家商务、外交系统长期服务的杰出专家。
了然这四类角色，你就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基本格局，有了提纲挈领的认识。
如图左至右：史久镛、薛捍勤、赵宏、张月姣。
另一个笔者常被问到的迷思是，“国际贸易”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
较贴切的回答恐怕是：如此区分，毫无必要——人性本贪，无论对于国家、企业还是个人，贸易都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战争相比，贸易当然是“和平”的；理想的贸易，当然应追求双赢或多赢。但若因此认为，只有喜气洋洋、宾主尽欢的贸易，才是“正常”的贸易，无疑是巨大的误解。
贸易就是做生意。生意里有酒酣耳热，就有赤心铁腕；有春风得意，也就有椎心泣血、乃至追悔莫及。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把“贸易战”带入全球舆论的中心。对于国人来说，仿佛它是风云际会的时兴概念。但事实上，所谓“贸易战”的政治外交手段古已有之，我华夏先祖也是行家里手。
古代中原王朝长期承受北方游牧政权的国防威胁，秦汉强盛时都曾以军事手段主动出击，却糜耗国力、收效短浅，以至于数百年后李世民还以嬴政、刘彻自警，曰“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唐 · 吴兢《贞观政要》，论贡赋第三十三)，。到唐宋时，中原帝王基于内外条件，务实地选择了“茶马互市”，依托东亚大陆上南北不同的资源禀赋，运用贸易手段培养游牧民族对中原产品的依赖(茶、缎、盐等大宗必需品只有通过持久的和平贸易，才能维持对游牧地区的稳定供应)，由此既控制住了游牧政权的战略性军事资源(优质马匹、贵金属)，又把远北边地整合进了中华文明圈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并促进中原的繁荣。自此以后，游牧民族只要不能在华北、东北农耕区域获得根据地，就再也无法重现魏晋以前的强势。
明清两代都施行过的“禁海”政策，常被明末东林党以来的士人书生们妖魔化为缩头乌龟式的闭关锁国，却实则也是一种针对当时地缘政治挑战的“贸易战”手段。明代对倭寇和南洋西方殖民者的禁海，以及清初针对郑氏台澎政权的迁界，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封锁。它们虽然代价甚大、得失可辩，但类似的取法并非没有成功案例。比如清承明例，以藩贡规则，对李氏朝鲜进行了三百余年的“供应链垄断”，对制造复合弓的牛筋牛角、制造火药的硝石磺沙等严格执行单向流通，硬是把一个曾让隋唐君王头痛无比的东北亚尚武民族，驯服成了文质彬彬的“隐士之国”。
清末鸦片战争及其一系列余波，既是东西方此前数百年贸易冲突(17-18世纪中国的商品出口始终强势，导致白银内流，在中华帝国造成“盛世浮肿”，在欧洲则造成百余年的紧缩趋势，是激发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最终失控的极端后果，本身也是以政治军事手段协调经济利益的极端案例。同治、光绪年间的“末清之奋”最终破产，与其说是早年间知识界关注的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缺陷”、“重器物而回避体制”，不如说是大清在欧美近代革新已然形成代差的情势下，无力重整供应链、无法在全球经济分工中抵挡“价值链沉没”的必然命运。
一切血与火的故事，都在提醒我们，贸易问题天然具备大战略属性。
贸易世界的对抗与冲突，催生出全球性殖民帝国这样的超级怪兽；帝国之间弱肉强食的生死搏杀，又在20世纪上半叶把全人类带入了世界大战的旋涡。
历史行进到1945年冬天，精疲力尽的列强们终于冷静下来，尝试回到多边形的谈判桌前，用文书、烫章和法槌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新秩序”，如此又前行了几十年，才造就了今日世界的面貌。
美国人认为这是他们治下的功劳，至今仍骄矜自傲，而同时又怨声连连。
这段情节，笔者将在本系列的下一篇中讲述。
2021年6月5日
如图，用数理工具演绎复杂经济学问题的一个简单例子：在赫-俄模型解释长期贸易设想的基础上，特定要素模型可以用二维数学图形演绎理想条件下短期贸易(劳动力和资本无法在各部门之间及时流动)的运作方式。
笔者大学本科以前，数学一直学得不好。留学以后不得不用另一种语言学习更具专业门槛的数学概念，却反而真切领略到数学的独特美感。张居正云“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并非虚言。
原创声明
本文系十立笔谈原创发布，欢迎转发朋友圈；
转载须征询同意。敬请尊重作者智力劳动
十 立
笔 谈
长按扫描此二维码，关注十立先生的写作
